《雲圖》跑到中國來，其中一個電影截屏在網上流傳很廣，台詞說，「為甚麼，為甚麼頭腦正常的人會選擇幹出版這行？」
和做出版的朋友吃飯，大家都用這句台詞調侃自己。地鐵裏人手一款電子產品的時代，哈哧哈哧地弄封面弄版式弄紙張，還有人買賬嗎？
有人買賬。2012年證明傳統出版暫時還不會死，不僅不會死，似乎還迎來一個小陽春。車子開到上海高架上，沿路樓盤和奢侈品廣告，但是，慢點，那是甚麼：《芬尼根的守靈夜》！沒錯，你沒看錯，那是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名作。在上海繁華地段的戶外廣告牌上，做這麼大的書廣告，我一下子真是沒看懂；而更令人看不懂的是，這本世界首席「天書」第一版很快售罄，媒體還提示我們，沒看過芬尼根，就不是真文青。
為了趕時髦，我的書桌上也放了本芬尼根，雖然我不太有能力理解它，但是封面上頂天立地的喬伊斯看着我，讓我覺得自己的起點也不算低。和喬伊斯的芬尼根放在一起的，還有基辛格的《論中國》，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以及波拉尼奧的《2666》。這四本書都非常厚，且一本比一本厚，剛拿到《2666》的時候，書的重量甚至讓我一下覺得自己老了，我很惆悵地想起八十年代「讀書熱」那陣，那時的自己多麼有力氣，能抱好幾本《2666》去擠公交車回家。
四本字典一樣厚的書在中國熱賣，很多人議論這來自各種獵奇，可我回頭想想，八十年代我小學畢業，跟着姐姐去新華書店買弗洛伊德，也完全是跟風，那些年買回家的胡塞爾我也只看過一個目錄，因此，即使桌上的芬尼根永遠沒有被打開，芬尼根在今天的暢銷總比狗血的《太后與我》更值得被「看見」。
當然，更加值得被看見的是，這四本厚書所代表的2012出版風尚：中國是最大的主題，文學是最後的皈依。
隨着中國成為全球最矚目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中國形象幾乎出現在好萊塢所有的大片裏，中國研究也迎來有史以來的出版高點。《中國震撼》《人間正道》之後，新一輪中國論述展開的歷史和理論視野更為深廣，羅崗的《人民至上》可算代表。與此同時，無論是唱紅論還是唱衰論，很多關於中國的研究也讓讀者不滿，像郎咸平的《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就被網民選為「2012年度遺憾之書」。
十八大前前後後幾個月，中國發生的事情會進入歷史大事記，中國演義更會持續發酵，面對成千上百的論述，的確會讓人產生判斷的焦慮，這種時刻，像《現代危機》像《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像《區域：亞洲研究論叢──重新思考二十世紀》這樣的書也許比其他的理論著作更能和我們的問題對接，斯特勞斯告誡我們，「沒有真正的進步」，這話依然值得記取。
沒有真正的進步？天南地北的莫言粉絲可能不答應。中國作家拿下諾貝爾文學獎，這不是進步是甚麼？一個作家億萬元的銷售碼洋，這不是進步是甚麼？
關於這個問題，我倒是認為，莫言的得獎推遲了我們對當代文學的檢討。莫言拿諾貝爾當之無愧，甚至還是諾貝爾的榮譽，但是，2012年中國作家到底貢獻了多少有份量的文學作品？茶餘飯後，我們討論的是馬原的《牛鬼蛇神》，還是麥克尤恩的《追日》？大半個世紀前的《毛姆短篇小說精選集》還能吸引大量讀者，《雷普利》也能推出全集，如果不是諾貝爾，我們自己的當代文學還會在飯桌上嗎？好在牛津出版社還在出版歐陽江河的詩歌《鳳凰》，還在重印北島的小說《波動》，裝幀和封面的隆重，有時讓我覺得，也許，我們自己的當代文學也到了需要燙金才能重新出發的時刻。
2012，我還讀了很多不入流的小說，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常常，當我很懊惱自己又看了一本爛書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徵婚節目中的一個潮汕男人，他說他對女嘉賓的要求就是「必須生男孩」，主持人問那如果她生不出男孩怎麼辦？他說我們潮汕人必須生男孩。主持人問，那生不出是否就離婚呢？他說我們潮汕人不離婚，但必須生男孩。主持人又問那如果就是生不出呢？他說反正必須生男孩，這是我們潮汕人的傳統。
想起這個，是覺得，我們讀者有時候就是這個潮汕男人的脾氣。而我希望，出版社也是這個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