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大約三十多年不見她了。當年，她特地從灣仔跑到我九龍的住處來訪，當年，她也曾夜赴我在柴灣的工作地點來探班，可惜，當年太忙，意識不到在香港這是罕見的人情味，而且一向誤會與她是同輩中人。
三十年後，才知道自己凡事不求甚解，尤其此刻見她撐着四方形的鐵架，蹣跚而遲緩吃力的向我走來，她還架着一副黑眼鏡……不是當年挺拔俏麗模樣，人叢中也會錯過，我的鼻子一酸竟說不出話來。
約她來的朋友告訴我，她已經八十好幾了，我還和他爭辯；不可能，她應該與我差不多年紀……只是等到她遲了許久才出現在亂哄哄的茶樓時，老邁衰弱滿頭白髮， 我哽咽着握着她的手良久無語。
不久前摔了一交……她悄聲說；把太陽眼鏡摘下打量着我，同在一個城市竟是隔絕到不相往來，一定是那時忙碌到連朋友間的交往也成了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一定是有意見相左的爭辯，其罪一定是我太容易沖犯人的口舌，退休後來往者不是四方城戰友就是馬友與酒肉朋友，寄身俗世的千般好處要到了臨晚境才可以體會，那麼，生活習慣也是不能走到一起的理由吧。況且，她的性格似乎眼裏容不下一粒砂石，想當然的不可能與非我族類的我這類人來往而相安無事吧，這世界知我者而不罪我的畢竟不太多。
總記得當年她是多麼好的母親，電話中對兒女溫情的叮嚀讓我豎起大拇指。她也打工也寫作，一度聽說她也曾遠赴國外開畫展，咫尺天涯竟到了白頭才相見，千言萬語化為無語凝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