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愛荷華那一年（1980），其實我已經離開文學寫作蠻久了。只因那幾年大陸一批作家從文革的惡夢中甦醒過來，出現了一些挖掘社會陰暗面的作品。我那時主編政論雜誌《七十年代》，關心中國大陸文革後的政治動態，留意並在海外率先介紹這些作品，還賦予一個新名稱，叫「新寫實主義文藝」，寫了長文介紹這股文藝思潮的興起。
1979年，我到美國各地聯絡雜誌的作者讀者，正好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首次有大陸作家參加，並為此舉辦了「中國週末」，廣邀美國的中文作家座談，我也順道參加並作了發言。由於我最先敏感地注意到中國新寫實文藝的興起，我的發言也較受關注。第二年國際寫作計劃也就邀我參加，在那裏住下一個多月。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非常新鮮的經驗。不同國籍的作家，在這個校園小鎮過着美式生活。我們都住在一個叫「五月花」的公寓。寫作計劃付我們所有的花費，而我們沒有任何義務，只是自願地參加一些作家的研討會。那一年，又舉辦了第二次「中國週末」。
1980年，是大陸作家第二次被邀，去的是艾青夫婦和王蒙，台灣去的是詩人吳晟。我們幾個中國人，常在門外寫着中文「安寓」的聶華苓和她先生安格爾的家聚集聊天。那個年代，文革後不久，中國人在一起談文學也總會涉及政治，意見爭持是免不了啦。我和艾青高瑛意向較近。王蒙黨性強，我們爭論較多。
安格爾是一個風趣的老人，華苓則熱情和周到，她女兒藍藍那時也在愛荷華生活。電影《三生三世聶華苓》喚起我對三十多年前的回憶。很好很美很難得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