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用」一步三回頭地走向「有用」，差不多構成了我高中和大學前半段（九零年代初）的主旋律。作為一個從小就讓師長放心的孩子，我被那時上海人眼裏最「有用」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錄取，念時髦的「復合型專業」。
上外真是個有用的地方。每天早晨起來，我總能清晰地感覺到我走在一條高效務實的流水線上。擦身而過的總是一邊塞着耳機聽美國之音一邊晨跑的人，電話亭裏擠滿了用各種語言向外面的世界尋找機會的人──這樣的畫面不僅勵志，而且像一道強光，把生活曬成一張曝光過度的相片，不容陰影和細節。在這裏，外語不僅是外語，它通往薪酬聳人聽聞的外企，通往太平洋對岸的「常春藤」。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的英語教材裏充滿了情景對話和應用文寫作，老師總是匆匆地來匆匆地走──有的是各色各樣的語言培訓班在等着他們去自度度人。例外的沒有幾位，江老師算一個。
那只是一門學分不高的選修課：英美散文選讀。第一堂課，椅子先有人搬過來，再是茶缸，最後才是年逾七旬的老教授本人，一步一挪地進來 。「我是江希和，」老頭兒坐下來，話音裏有點喘，“Call me Mr. River.”
至今都記得他，不單是因為那一口老式倫敦音，不單是因為我們很快在《英漢大詞典》的編委名單裏找到了他的名字，不單是因為當時傳過他好幾個版本的坎坷身世，也不單是因為他發一本油印的講義，課間休息時最大的樂趣就是檢查我們有沒有在那份講義上添上足夠詳細的聽課筆記。讓我最難忘的，是他從來不把文章切成一個個「有用的」詞語碎片，津津樂道於它們的社交功能，他強調的，是我在上外很少聽到的那個字：美。
在他的眼裏，塞繆爾．約翰遜回擊切斯特菲爾德勛爵的信──那種酸，那種迂，那種春風沉醉──是美；《廊橋遺夢》最後，男人寫給女人的信──那份苦，那份甜，那份今生無悔──也是美；但我們都知道，江老師最偏愛查爾斯．蘭姆。說起伊利亞（蘭姆的筆名）平生結巴、見到心儀的女孩子會怕羞時，他的臉紅撲撲的；講到伊利亞因為沉重的經濟負擔，一輩子都只能在賬房裏朝九晚五，只能在晚上寫作時，他一聲接一聲嘆氣；講義內，十九世紀的伊利亞與精神病嚴重的姐姐相依為命，被迫終身不娶，姐姐病發時他們倆只能手拉手一起哭……講義外，江老師的情緒也跟着忽上忽下，幾乎掙扎着要從高腳椅上站起來。
好像就是在去年，我突然想起這些舊事，上網搜了很久江希和的名字，才發現零星有幾篇昔日學生追思老教授的博文。雖然早有預感，但猛一看到他早在二○○五年已經去世，我還是難過了很久。他不會知道，一個課後甚至沒有勇氣拿着筆記湊過去提個問題的學生，整個大學裏，惟有在他的課上，才找到了一點久違的「無用」的樂趣。他更不會知道，這點樂趣誘引着她一步步離開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康莊大道」──毋寧說找回原初的自己──以至於十多年後，當她坐在出版社裏，翻開自己編輯的《伊利亞隨筆選》時，仍然在慶幸當年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