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齊國一直有厚葬之風，據說是東夷的遺俗，我看了東周的殉馬坑，也去看了新石器時代的後李車馬坑，連車帶馬一併殉葬。可見形骸雖腐而其心不息，自古已然。翻開考古書，淄博一帶殉葬的犬馬以至人出土的不少。近鄰的魯國就少見殉人殉馬，這或是孔子遺教的影響，他連以陶俑代替人殉也反對，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罵得很嚴厲，罵得真好。不是說，你想修修舊樓，就得說要把它拆了？這麼一來就有人出來折衷：修修不就行嗎？
當然，齊能轉化不利的條件，不多久就比魯強盛富有也是原因。當年，周武王分封天下，目的是屏藩周室，而最得力的姜太公封齊，周公封魯，都封到東方去了。西周初都鎬京，這個中心其實偏處西陲，對東方的外夷遙不可及，必須有重量級的諸侯把關。但齊魯之封，是顧此而失彼，到西方有事，玁狁入侵，遠水救不了近火，救駕的是鄭，是秦。
大人物多工於心計，武王是表表者。兩個親信，一個是同姓宗親，另一個是異姓功臣，分封就有差異。魯地肥沃，大利農耕；齊瀕海，鹽鹼地不長五穀，而且人少。姜太公是夷裔，這是以夷制夷，魯其實是監視，是牽制。但武王建周後三年即過世，周公只好留守成周扶助成王，由兒子伯禽治魯。據說周公和姜太公討論施政的策略，周公提出「親親上恩」，太公則認為「尊賢上功」。一個貴親，另一個尚賢，顯然是兩條不同的路線。當然，倘說完全對立也不對；開初看來也互相尊重，一直通婚（周代同姓不婚）。周公嚴別親疏的做法，貫徹了封建的宗法精神；太公因地制宜，因俗簡禮，不利五穀麼，就改種桑麻，轉而從事紡織業，發展漁鹽，那是工商型的經濟，則是務實尚賢的體現。於是兩地有了不同的發展。於是齊人有了厚葬的條件。魯齊青未了，而齊更青出於藍。然而成敗得失並不能簡單地判定。到頭來，魯受宗親的三桓把持，姜齊則由異姓田齊取代。
諸侯在封地有軍事、行政、財政等權利，是名副其實的高度自治；更是世襲的。納貢以外，述職不是每年，而是三年。周武王機關算盡，算漏了這種分封本身就是一種去中心的過程（decentring process），老頭子不死，但家產分出，豈能收回？平王東遷後，已無力責成諸侯，更遑論有的根本從未述職，像楚。然則，一國兩制不自香港始，西周已是一國多制，──
西周分封了多少，學者意見紛紜，楊寬就認為有一千個（倒殷時已糾集了八百）。魯國出了孔孟的儒家，齊國興辦稷下學宮，讓百家爭鳴，這也是兩公管治思維的發揚。
我喜歡山東，尤其是古代的山東。我在今人估算的稷下學宮遺址流連，心想：先秦人才，六成出自齊魯，不，是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