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轉行為動物謀福利，發現這個工作實在比想像複雜千倍。除了周旋在內地官員、動物保護機構之間、努力搞教育宣傳、籌款印書之外，這份工作附送的是一大堆人和動物之間的道德倫理哲學問題，往往要我扭盡腦筋，翻書上網，尋找更好的答案（永遠沒有最好的答案）。
直至最近讀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帶給我很多啟發。從心理學家對人類思考的研究，審視香港人一路以來對動物議題的思考方式，可以拿一些出來討論，目的只有一個：要改變，先思考。
要數最熱最值得討論的動物議題，大家都會想起「動物警察」。先旨聲明，我目前對「動物警察」的建議並不否定，只是聽着看着現在的討論，發現充滿偏見、情緒，不沉澱思考，不可能理出一套方法。
康納曼把思考系統一分為二，我們有快思系統（系統一），也有慢想系統（系統二）。系統一是快速的判斷，產生印象和感覺，例如愛動物的人聽到「動物警察」這個詞語，立即會有正面的印象。而系統二是需要花心智力量和時間的分析思考，例如試列出10個設立動物警察的好處，你需要停下來動腦分析，這時候你心跳會加速，瞳孔會放大。只依賴系統一，不一定引致判斷錯誤，但容易流於偏見，需要系統二協助分析，監控我們的思想行為。可惜，啟動系統二是費力的，而人性喜愛走捷徑，快速用系統一來下決定省時省力，所以偏見很難避免。
當人們不斷強調一些血肉模糊的動物照片是虐待所致，我們理應要思考：如何解決？可是當我們將「動物警察」這個很形象化的詞語同時提出來，系統一會自動把意念聯結，形成一個容易理解的因果關係（解決）：動物警察＝停止虐待。這讓你的心智放鬆，減少啟動系統二的需要。而重複地看到某些人把「動物警察」和「停止虐待」聯結起來，你們對這個因果的戒心放下，更加深信不疑。回想起來，你可能忽略了一些理據？例如不改變法例，誰人執法的後果都差不多？
經常聽說，歐美已經有動物警察，香港是時候急起直追。奇怪的是，當我認真翻查資料，發現世界上唯一有具規模動物警察隊的國家，只有荷蘭（洛杉磯有一隊聯合其他部門的動物專案組，不自稱Animal Cops）。幾年前開始，當地的一些組織發佈了一些不嚴謹報告，指荷蘭是世界其中一個虐待動物最嚴重國家。雖然當地虐待總體情況其實沒有惡化，但透過個別案例，用情感渲染增強讀者的危機感，和現在香港的情形近似。然後透過網絡主導輿論不斷重複議題，甚至成立「動物黨」（The Party for The Animals）殺入國會，最終推動動物警察成立。
心理學有所謂「月暈效應」：你喜歡一件事，你傾向喜歡它的全部，包括你沒有觀察到的東西。「我告訴你，動物警察可以制止虐待動物，外國很流行……」你自然傾向喜歡所有有關動物警察的概念。可是你不會花心力留意，甚至刻意忽略有違你喜好的細節：荷蘭本土增加動物警察數量的同時，破案率未見提升，反而削減巡邏警力，導致社會對動物議題兩極化。更荒謬的是，荷蘭動物黨這個「動物警察先驅」公開承認：動物警察的理念來自Discovery Channel的一個電視節目《Animal Cops》。
看到這裏，矛盾越來越大，系統一會告訴你不要看下去，也可能你啟動了系統二，分析以上的資訊。但康納曼也解釋：系統二除了批判系統一的偏見，更傾向於找證據支持系統一的良好感覺。於是乎，有記者打電話給紐約的「動物警察」（2012/12/18 AM730《動物警察全球大勢》），找證據印證香港的「落後」。可是，紐約的「動物警察」事實上不是警察，甚至從未自稱「警察」（你可以上他們的網頁看看），他們是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ASPCA）的人員，其背景（由前警官領導的NGO）、職責（負責搜證再交由警察介入），基本和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人員一樣。和香港不同的，是他們部份有槍（注意美國槍械管制跟香港不同），以及破案率比香港低。這位記者寫的故事是否完整，對受眾未必最重要，重要是他把故事和偏見編出連貫性，贏了話題，卻經不起驗證。
單從否定外國動物警察成效，不足以否定其可行性，但如何做、誰人做，必須要有人提出更有建樹的建議。有些人在推動這個議題期間，經常誤導和流於情感，有時更用憶測和武斷的方法，批評以往的案例，質疑攻擊警方、漁護署、SPCA，甚至政府法證。面對複雜的問題，人類傾向找最簡單的答案。動物警察看似解決虐待動物的捷徑，可是了解越多就越清楚：改善落後的法例、要求市民更主動協助舉報調查、管制動物買賣和過度繁殖等等，更複雜、更難「口號化」的問題，才是更好的答案。
大家同為動物出力，也是非牟利機構辛苦經營，理應是共同進退的朋友，不應在真相缺席下互相攻擊。避開情緒化、即食思考、避免被偏見左右，才能共同為動物謀福利，共勉。
作者：柳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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