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設立5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可能是香港開埠以來，對漁業最大的支持。不過，香港直接從事漁業的人口只得1.1萬人；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僅0.1%。CY撐漁業是有心支持漁業發展，還是回饋支持他當選的漁農界，路人皆知。
其實，除離奇撐漁業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適度有為」扶植四重點產業：「航運業」、「會展及旅遊業」、「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及「專業服務業」，只留於「做多做闊」的吹水式口號。梁振英也學足董建華，成立多個委員會跟進，其一個名叫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令我再次聯想起董建華時代要將香港打造成數碼港、中藥港及鮮花港的未酬壯志。
公帑補貼 多胎死腹中
董建華當年成立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物流發展督導委員會等N個委員會，想繞過公務員體系大搞產業政策。委員會的建議，離不開優惠價批地，成立各式各樣公營機構，用公帑補貼startup。然而，公營機構都不懂得pick winner，新產業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變成四不像的地產項目，政策全盤失敗。
我不是要全盤否定產業政策。對這方面頗有研究的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Josh Lerner便指出，過去不少例子證明，政府在產業發展初期參與輔助，確能產生積極作用，但稍有不慎也會釀成悲劇。
Lerner分析多宗政府扶植產業案例，我暫且歸納兩大重要結論。第一，在矽谷的第一代龍頭企業，例如惠普的壯大，與美國國防部於一戰及二戰期間授予大量軍工合約有莫大關係，以色列軍工業也養大當地不少IT公司，證明政府龐大的採購合約，對產業有很大的扶持作用。因此政府能否幫到手，都要有因緣際會的元素，香港未必學得來。
Lerner提到的另一個重點，很值得香港參考。他建議，借用私人市場的力量、眼界去代替官僚做決定。官僚系統不擅於pick winner，亦偏向重視短期回報。我聽過不少例子，港府怕公帑不會被善用，寧願要startup實報實銷開支，而不想直接提供資金，對創業公司諸多制肘。
以色列政府就利用配對基金方式，吸引外資創投基金培養當地小企。為了鼓勵私募基金投資，政府亦有明文退出機制，讓私募基金可以特定時間內、以優惠價向政府全購股權。
至於新西蘭政府fund of funds方式，是投資私募基金，讓私募基金揀合適的有潛質公司。私募基金的好處，是比政府較有耐性去等時機，用專業準則去衡量表現。
國策牽頭 自主性有限
上述兩個例子說明，利用私人市場參與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不過，梁振英安插梁粉入委員會，主導產業輔助方向，近親繁殖，最後好可能變成老董當年數碼港利益溫床。而且，梁振英成立的金融發展局成員、經濟發展委員會，引入不少國企老總、太子黨人物，似是與CY裏應外合配合內地的角色。我怕梁振英不但學足老董務虛的產業政策，中資、幹部的加入也預示，產業政策自主性有限，凡事都可能要向國策主旋律低頭。
要協助產業發展，毋須鋪鋪大鑼大鼓搞產業政策。鼓勵行業競爭，打破壟斷，絕對是低風險、低投入的辦法之一。
梁振英眼前最快、好、省的例子，就是增發免費電視牌，給王維基一個機會與TVB一較高下，為提升創意產業打造一個契機。偏偏他好做唔做，走番去行董建華舊路。
丘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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