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事件可能不了了之，正如中國無數無公義的事件，最終都不了了之一樣，這是現在的中國令我們愛不起來的理由，但無數不了了之的事件連結起來，將來有一天總會一起「了之」的。
一群體制內新聞工作者，兼有為政府服務與為人民服務的雙重任務，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要為政府服務，偶爾又忍不住要為人民服務。為政府服務與為人民服務本來應該是沒有衝突的，但在今日中國，兩者往往有不可調和的衝突。
但憲政不是政府與人民都衷心渴望的嗎？問題出在哪裏？問題恰恰出在維穩。溫家寶、習近平多次重申：任何政黨都要在憲法和法律內活動，按理民間籲請憲政，與政府回歸憲法法律的用心是一致的，為何《南方周末》一篇新年獻詞要鬧出軒然大波？說穿了，中央談憲政是可以的，中央有權談，因為中央止於談而已，談憲政可以堵住悠悠眾口，談而不做，讓人民有憲政想像而無實際得益，那是維穩的需要。民間談又不一樣了，民間都亂談起來，政府做不做？政府做的話，維穩就麻煩了，政府不做，民間壓力又越來越大，所以民間談憲政是添亂。
從這個事件看，中共談憲政是權宜之計，骨子裏是沒有憲政打算的，即使那個憲法本來就是毛澤東那一代制訂的，仍是一黨獨裁的憲法，但「不幸」這部國家大法裏，又規定了人民有言論、結社、示威遊行等等的自由，又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這些在今日看來，都是不合盛世中國的「時宜」的。
網上流傳黨內理論家辛子陵一篇談及憲政的文章，其中提到毛澤東行憲那一年（一九五四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講話，引述如下：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制憲行憲那一年，毛澤東在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為黨國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訂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訂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訂憲法的嘛。制訂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訂是制訂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儍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制行憲法。
這段話未經證實，有些用語也可能不是原話，但「精氣神」頗合毛澤東的性格，無法無天，唯我獨尊，也與中共從來沒有依憲法施政的歷史相符合。
六十多年來，中國是一個有憲法而不依憲法施政的國家，在進入全球化而普世價值大行其道的今天，在中國連向憲政流露一點嚮往之情都是犯上作亂，都要承擔政治後果，這樣的國家還值得人民去愛嗎？這個問題應該去問問吳康民和劉夢熊。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