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特首新年祝願：「盼望世界政治和經濟局劫盡快復常。」梁振英在國教爭議時，也說過：「希望教育體系盡快復常。」特首似乎頗喜歡用「復常」，去反襯出「反對派」導致的「亂世」。的確，元旦日很亂，不但亂在「撐政府」、「倒特首」之間；不但亂在雪廠街與皇后大道中交界；更亂在市民所得的資訊：單睇主流媒體根本唔知道外面發生咩事。
舉老生常談的遊行人數為例，組織遊行團體通常「報大數」，警察則通常「報細數」，舊時兩者雖有差距，但未至太遠。早幾年記者根據在場觀察，報個中間數，雖不中亦不遠矣。不過近幾年遊行人數在政治角力中飾演主角，變成一組組怪誕數字遊戲。元旦早上的挺梁遊行，鄭耀棠聲稱有六萬人參與，警方謂有8,000，兩方都明顯「報大數」；下午的倒梁遊行，大會稱號召14萬人，警方則評估不足二萬人，則過份兩極化。主流電視電台因循成癮，只引述大會和警方數字，睇得觀眾一頭霧水。新聞部只會「他說、她說、大會說」，那派記者到現場所為何事？難道記者不能更具體告訴觀眾：根據在場觀察，人數比大會公佈少/比警方統計多/維園這個球場能容納XXX人，現在已經爆滿？
當記者淪為記事機械人
美劇《THE NEWSROOM》開過一個玩笑：如果共和黨在國會動議「地球是平的」，「客觀的」媒體會報道「民主共和兩黨就地球是圓是平未能達成共識。」新聞系學生學習的新聞學，發源於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但美國本土近年有不少聲音，認為戰時發展的新聞學，過度神化「客觀」兩字，致被淪為當權者操控社會議題的工具。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評論執行編輯Brent Cunningham寫過一篇文章，大呼「Take a Stand」（不是Take a Side），他指出記者記錄每天發生的事、領袖說過甚麼，這些基本的任務，在現今的科技世界，任何人都能擔當。專業的記者，更應該擔當更多調查、解說，甚至仲裁的角色，為觀眾站出來判斷社會爭議。
在政治生態兩極的香港，主流媒體為了避免得罪任何人，避免被人向電訊管理局投訴，即使事實擺在眼前、呼之欲出，都要極力避免任何「主觀判斷」，趨吉避凶。記者的角色沒有人性，沒有判斷，只是冷冰冰的述說者，新聞部不容他們顯示任何個人立場，不得發表現場觀察。可惜的是，這些有經驗的前線記者大量入微的觀察，極具新聞價值，最後卻淪為facebook Status，只供友儕討論。主流媒體自我麻醉式的「客觀」，實踐起來只是引述毫不客觀的數據；對於官員、政府新聞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甚至新華社的供稿，也直接引用不疑，難怪近年「假客觀」質疑不斷。
新聞媒體自以為揮舞「客觀」的旗幟，就有公信力嗎？現在知識型觀眾已經察知新聞機構的企業背景、人事網絡、政治考量，深知種種錯綜複雜不能盡信，並對其冷冰冰、沒有洞見的報道方式乏善可陳，紛紛轉移到網上尋找真相去了。看到元旦當日網媒「主場新聞」的《假遊行真搵銀 撐CY臨記公廁收$250》贏盡口碑，主流媒體理應汗顏。
被動的媒體
和元旦當晚採訪堵路示威的一位電視台記者討論當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問題。當晚他負責寫「主故」，敍述示威者和警方之間的衝突，用了「正常的寫法」，即是「畫面行先」，將最激烈的衝突畫面寫在開首，再在匆匆兩分鐘的Air Time內盡量重塑事件經過。古仔出街後，他暗暗覺得「唔對路」，因為現場觀察所得，警方低調地步步包圍、進逼，用無言的拖延，挑戰示威者的耐性，同樣是導致亂局的主要原因。不過，礙於傳統新聞的「客觀」準則，寫作是十二分被動的，細膩的個人觀察反而無從帶給觀眾。對於事後社會一味指摘示威者激進，記者朋友感覺有口難言。
如何「Take a Stand」？
有立場、判斷的新聞，誰人做？如何做？其實主流媒體早有經驗。在2008年汶川地震採訪中，電視台放下「絕對客觀」立場，容許記者加入個人判斷，信任記者實地的感受和觀察。當時報道的效果遠超我們想像，公眾對記者的信任和尊重，亦大大提升。主要原因當然是記者的艱辛得到觀眾認同，但不能否定的是，大量深入的現場觀察和調查，令記者變成有血有肉的說故事的人，也令大批記者迅速成長。
公信力不是天賜的，再好的記者也會有政見、偏見，但記者的天職是質疑一切偏見，包括自己的情緒。透過挑戰自己和別人的偏見，審視左中右意見和資料，誠實作出判斷，提供真實的資訊。在如今的亂局下，Take a Stand方是主流媒體應行之義。
作者：柳俊江（mailto:[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