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執彩票，朗朗大笑，與家人在狹窄家中載奔載躍，觀眾卻不會因她身形肥胖，對她稍有歧見──因為她是「肥姐」沈殿霞，在1987年至1989年間，於《富貴逼人》、《富貴再逼人》及《富貴再三逼人》的片段，說一家人中了六合彩，卻走上凡人意想不到，如歷險般的旅程。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聖誕至新年檔期，總有賀歲片上演，除卻《富貴逼人》系列外，更有以「富貴」、「吉祥」、「報喜」及「囍事」等字眼為名的賀歲片──比如《八星報喜》（杜琪峯，1988）、《富貴兵團》（鄭則士，1990）、《富貴吉祥》（冼杞然，1991），及至幾集由黃百鳴帶動，自1992年以東方電影公司製作的《家有囍事》系列等等。
賀歲片有趣，因它的主題離不開小人物發達，以至情花結果的公式；是故它都會大團圓結局，讓觀眾開心離場。因此其中選角必須要有觀眾公認的「平凡性（ordinariness）」，再而在嘻笑中製造超越平常（extraordinariness）的戲劇衝突。相對而言，當下賀歲片就失之二十年前，這種平凡人物的代表性塑像。
觀眾靠平凡明星尋夢
沈殿霞的塑像有代表性，因為她的身形與笑聲難以複製──即使親女欣宜在《2013我愛HK恭喜發財》要扮作其母，也自言不足。更有甚者，是當年夥拍沈殿霞的董驃，在《富貴逼人》系列飾演夫婦，就更見小人物的原形。試想，自1967年末，前者為每晚在《歡樂今宵》為大家製造笑聲的「開心果」，後者則一周多次為香港賽馬節目擔任評述主持；雙方幾十年來在兩個電視台就已是集體回憶，也籌集了不同範疇的擁躉，走在一起自然有化學作用，令電影成功。
類近的小人物角色，亦見諸黃百鳴身上，自1984年的《開心鬼》系列，他的「鬼秀才」形象深入民心；而及至《家有囍事》系列，他每每以商人角色，演繹小男人心態。可以說，由《家有囍事》到《花田囍事》（高志森，1993），以至近兩年由陳慶嘉及秦小珍導演的《最強囍事》及《八星抱喜》，都陸續出現過周星馳、甄子丹、古天樂及杜汶澤等演員，但都離不開黃百鳴的塑像，雖已大富大貴，卻有凡人心事。
沈殿霞與董驃，相對於黃百鳴，一為電視建立的形象，另一為電影人姿態，都有共通的平凡身影──外貌不美，卻更像大眾，而在戲中更有小人之心，如前者的「求財若渴」，相對後者的色迷心竅，都在戲中由小事釀成危機，最終當然化險為夷。這其實都是一場香港醉生夢死的倒影，畢竟香港人生活公式化而勞碌，能在賀歲片尋夢，惟靠這些明星塑像，為平凡添上生氣。
聖誕新年沒凡星
陳慶嘉以《聖誕新年沒港片》為題在友報撰文，說聖誕新年大檔期港片買少見少，然更顯而易見的，是本土明星的賀歲片平凡塑像──謂之「凡星」實不為過──今天更覺銷聲匿迹。昔日的沈殿霞、董驃與黃百鳴，其重要性就像葛優之於馮小剛自1997年起的內地賀歲片；然而今日香港，雖云賀歲片不缺，可除卻邵氏的《我愛HK》及東方電影的《報喜》兩系列之外，已失卻二十年前，動作、喜劇加奇幻的本土類型多樣性。
在今天中港合拍片的主導下，雖云邵氏賀歲片不乏本地題材，可都由電視藝人主導，為求在廣東省觀眾的熟悉面孔下，吸引收視；而東方電影的合拍目標，更必須以內地認識的甄子丹及古天樂等打開市場，雖說電影要他們扮演化裝師、過氣歌手或地盤工人等角色，可都難於擺脫型男星味，也就總不成過往賀歲片的平凡人物塑像。
畢竟，賀歲片是一面鏡子，可見香港公眾面譜，如何由戲中普羅百姓故事反映出來，是故平凡明星，才能帶出人物靈魂及本土社會的生態。不過今日香港電影心向內地，賀歲片人物都難見平凡，因為大富大貴，早成內地春色，港片要賀歲，難得平凡，也就難見香港命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