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孫先生從美國回來，我問他此行主要目的是甚麼？他說有兩個孩子到了「知青」的年齡，送他們去「上山下鄉」，到陝北延安農民家住一段時間，鍛煉鍛煉。
說到「知青」，要回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有一段時間大學停止招生，年輕人中學畢業後，剛好十七八歲，無學可上，大多數人只能打起背包，去「上山下鄉」。所以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幾乎成了那一代人的專有名詞。
孫先生是知青，他去的是陝北延安。在他們那一群人中，名人真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也不拉大旗了。孫先生也是名人，他下鄉後做「赤腳醫生」，靠自修醫學，在窰洞裏治好了上萬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術，名聲大震，成了全國知青典型。文革結束後，他受到懷疑，被立案審查。鄉親們感念孫先生治病救人的恩情，簽下「萬人折」保他。胡耀邦先生知道此事後，請王震說話，才把他解脫出來。此後孫先生去讀醫學，從國內讀到國外，從碩士讀到博士後。
如今在中國，以五○後為主的知青一代都已經五六十歲了，那段「知青情結」大多難以割捨。當年無書可讀，現在一定要讓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他們稱孩子出國留學為「洋插隊」，也來自當年下鄉「插隊落戶」的轉用。在吃苦的問題上，有些老知青不願意讓孩子再遭二茬罪；孫先生卻認為，孩子在美國長大，沒吃過苦，重走一點我們當年的路，沒有壞處。
由此想到，大陸五○後的構成，知青比例太高。研究這一代人，必須研究「知青史」。無論主動或被動，一個國家的一代人都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它本身就是一個時代的大戰略。至於它的歷史作用如何，現實已經快到評定的時候。
說到知青生活，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我沒甚麼出息，也不太關心那些大事；一些亂七八糟的小事，卻不斷在我的眼前浮現。
那些年在農村，最難忘的記憶就是「餓」，吃不飽。當時誰送給我一塊玉米餅，我都會記憶至今。記得有一次，我們弄到幾個雞蛋，沒有油，不能炒，只好放到火坑裏燒，結果雞蛋見火就炸碎了。一位大娘拿過雞蛋說：「看我的。」她往雞蛋上吐滿唾液，再放到火上燒，就不炸了。我們說：「多髒啊？」大娘說：「呸，是我的唾液髒，還是雞屁股髒？」
有一位農民邵大爺，沒家沒業，住在大隊部看房子。我當民兵時，經常晚上去巡邏，到大隊部與邵大爺聊天。他看我餓得可憐，晚上有拖拉機翻地時，他給司機做飯，總會給我留半碗。邵大爺會講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他說別看狗兇，它也有剋星。他就見過一種怪物，比狗大，光溜溜的身子，灰白色。天要亮時會出來，狗見到它就不叫了，低着頭趴在那裏一動不動。那怪物用爪子拍一下狗頭，狗就跟着它走了。走到河邊，狗拚命喝水，再把水吐出來，將身體裏的髒東西吐盡，那怪物就把狗吃掉了。
村裏的一位老太太死了。邵大爺對我說，你知道麼，人們為她穿衣服時，有一隻鞋怎麼也穿不上。後來發現，那隻鞋裏有一個紙條，上面寫着老太太小兒子的名字。他們猜測，一定是她大兒媳幹的。老太太活着時偏心眼，只對小兒子好，大兒媳一直不高興。她想讓死人踩着小兒子的名字，他就不會有好結果了。沒想到老太太靈魂有知，死都不肯穿那隻鞋。直到人們把那紙條拿出來，鞋才穿上。聽罷這故事，嚇得我幾天晚上都沒敢出去巡邏。
寫到這裏，心裏有些亂。不由得想起當年我們東北知青改編的一首《流氓之歌》，歌中唱道：「藍藍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寬闊的大道上塵土飛揚，穿四平、過昌圖、來自瀋陽，千萬個大流氓歡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來，讓我們唱一支流氓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