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父親是最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參加過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長期留在香港做中共黨的地下工作。表面經營故衣店，任務則是掩護經港或在港工作的地下黨員。她哥哥也是黨員，在海員工會當幹部。她在左派學校畢業後，到大陸升學，根正苗紅，很快被吸收進共青團。那時她與一個留在香港的中學同學由魚雁往返而戀上了。她學校的黨領導對她說，她的男友雖是進步青年，但也只是一般群眾，她本身有機會被派到蘇聯留學，不過跟一個香港人戀愛就沒機會了。她哥哥對她說：我要是共產黨員，我不會找共青團員做對象；如果我是共青團員，我不會找一般群眾當對象。但她不相信受利益主導的愛情。她畢業，在內地教書，後與這香港人結婚，過着分離兩地的生活整整20年。其間經歷各次運動，背着「有這麼多工農兵不嫁要嫁香港人」的罪名，歷次運動受批判鬥爭。她有機會多次來港度假，也有機會在香港找到教中學的工作。但她仍想着受祖國培養應報效祖國。直到1974年，她以中共「調幹」的身份來了香港。
離港20年，她幾乎忘掉18歲前在香港過什麼日子。她突然感到自由是多麼可貴，儘管她仍在左派機構工作，而且受重用。她後來跟隨丈夫，離開左派陣營，做經貿但賺不到錢。一次她在青島病倒住院，卻掙扎着第二天一定要趕回香港，為了投票。當地人覺奇怪，她說：你們不同，你們一切有黨安排，我們選什麼人要靠自己。當地人說可以給她身份證，她立刻強烈反應：我不要這裏的身份證。
四年前的大除夕，她走了。若她還在，一定與我一起，在元旦走上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