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Iowa）。」聶華苓說。香港導演陳安琪花三年，到了美國訪問作家聶華苓，又到各地訪問一眾華文世界大作家，拍成《三生三世聶華苓》。聶在片中憶述自己怎在台灣受白色恐怖所害，漂洋到美國；電影也記載了她的一段浪漫情史，及她與丈夫Paul Engle創立的愛荷華寫作計劃怎樣改變世界。一棵樹分成三個部份，本來是個悲劇，在片中不斷聽到聶華苓的笑聲，純真爽朗，更襯托出她的孤單身影。導演：「雖然她說一生都不愛碰政治，但政治總是跟着她而行。」
記者：何兆彬 攝影：蔡家輝
中國人逃不開政治
「我的一生不是那麼順的，但都跟個『外』字有關。在台灣我是外省人，而在台灣的外省人之中，我又是個外人。」聶華苓說。白先勇在片中評聶華苓：「就是必須在外，才看到裏頭……她需要一個距離。」
《三生三世》該是華文世界這年多以來最傑出的紀錄片，導演陳安琪從小認識聶華苓，後來到了美國讀電影，見證了聶夫婦倆創立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IWP）。片中最感人一段，是聶與第二任丈夫，詩人Paul Engle矢志不渝的感情，二人在1963年認識，甫見面，Paul就認定要娶聶為妻。聶與Paul都是可愛的人，聶沒有機心，喜愛大笑，Paul溫文幽默，二人婚後在美國愛荷華定居，創立IWP，每年請各地文人到愛州寫作居留，文人居留期間每天見面，吵架有之，鬧事有之，更有人談戀愛。聶夫婦生性浪漫，對自己慳儉，對文人嘉賓闊綽。二人感情一直要好，羨煞旁人。可惜1991年Paul在機場猝死，剩下聶華苓孤單的身影。
這段感情令人難忘，但拍攝這段非導演陳安琪本意，她本想拍的是IWP。拍攝期間，對她衝擊最大的也非此段，而是感受到中國人的命途。聶華苓1925年生於武漢，父親聶洗後被中共紅軍所殺害，49年舉家到了台灣。聶是前衛女性，是當年《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委員，是當中唯一女性，更是文藝版主編。60年發生「雷震事件」，雷震因文字獄坐了十年牢，62年國民政府迫令《自由中國》停刊，聶感受到白色恐怖，64年決定移民美國。導演：「雖然聶華苓說一生都不愛碰政治，但政治總是跟着她而行，你說台灣的白色恐怖又好，說到了中共入聯合國時又好。後者發生時，她兩夫婦馬上被台灣政府列入黑名單，令她不能入境。《桑青與桃紅》本是在台灣雜誌連載的，但當時馬上被禁了，拍攝時，我就像重新活在她同一時代去了，人在極權下就要逃亡。從拍攝間，我看到了自由的可貴。」她的書，直到八十年代才解禁，片中拍到聶重回台灣，馬英九為國民黨向她道歉。
天天吵架的文學計劃
電影尾段拍到Paul的墓碑刻着：「I Can't Move Mountain, 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聶夫婦到了美國，辦IWP，愛荷華州因這計劃聲名鵲起，成了世界三大文學城。大概這就是文學的光。
陳安琪不是作家，她拍電影，現於浸大教授電影系。但她很早就參與了IWP，而且不是以文學參與：「我在上海出生，2個月時來香港，8歲到台灣，15歲返香港，之後就到了美國讀書。」在台讀書時，與聶女兒是同學，因此認識了「聶阿姨」，「那是1963-64年，我完全不知道她是個大人物，只是覺得是一個時常打扮得很美的Auntie，也是個事業女性，我也完全不知道她是文人，直至讀大學時，她女兒才告訴我她們在隔籬州（愛荷華州），叫我不如轉過去讀吧。因為我本來有個獎學金，轉過去就沒有了，她說不要緊，讓我問問兩老，可以怎申請。結果申請了，我就過愛荷華讀大學了。」陳轉到了愛荷華，申請的正是聶主理的IWP，「到了愛荷華我才知道聶華苓的厲害，因為我拿了愛荷華獎學金，但我不寫作，我替他們唱中國民歌！有時他們會替資助的大企業誦讀詩詞，中間的時間，我就會唱民歌，於是我跟他們特別親切了。」電影訪問了參與過IWP的華文世界名作家，記述了IWP的浪漫情懷，在計劃中，有人因政治立場天天吵架：「片中蔣勳在戲中談到，有兩人天天吵架，因為一個是埃及人、一個是以色列人，兩國當年正在開戰！但到計劃結束，二人相擁告別！又有一對是以色列跟德國的，一見面就鬧交，因為納粹曾殺害大量猶太人，他們一直不理睬對方，直至好多個月後，有人跟以色列作家說，你有甚麼不喜歡的，不如盡情罵對方吧！結果他照做了，鬧到掟煙灰盅。沒想到，二人回國後，過了好多個月，以色列人邀請德國人去以色列。」一對東西德男女在計劃中談戀愛，當年柏林圍牆未拆，二人告別前只能相擁哭別。陳安琪：「他們很有趣，如此多人五顏六色的，又飲酒、又鬧交、又愛情，明明家裏有太太丈夫的，來到這裏又走在一起，好熱鬧！也有好多故事，甚至有人在室內抽煙，抽到自動灑水系統噴水，其實這些作家都好任性。」
拍片靠朋友
作家李銳在片中說：「美麗的風景是給普通的畫家，普通的風景是給偉大的畫家的。」偉大的作品、壯麗的人生從來不需要美麗的風景。對陳安琪來說，這句話同樣受用。
《三生三世》本是二十多年前的電影計劃，「我畢業後離開了愛荷華州，在西岸工作了幾年，之後又到了UCLA回到NFA讀電影，這時候我才想起聶夫婦的故事，就想拍部電影。這時期成龍來了洛杉磯，我因為替劉家昌拍電影而認識了他，成龍就問我：要不要來幫我手？結果我就回港，當上了《龍少爺》的副導演。」後又當了《夜驚魂》副導演，就開始做導演了，拍了三部，包括鍾楚紅主演的《窺情》，後來又入了廣告行，一數二十幾年。08年重新執導，拍紀錄片《愛與狗同行》，09年執屋時無意發現Paul一封回信，重燃拍攝聶的念頭，「因為我寫信問過Paul：我能否得你同意，拍你們的紀錄片？他的回信就答：Yes，我授權給你我們的紀錄片。那時候他很有聲望。我看到這信很感觸，因為他在1991年去世時我也沒有回去愛荷華州，香港人都很忙。」
香港人要拍獨立製作，並不容易，較多人申請藝發局基金資助，但電影資助有限，「哈哈！ADC上限是30萬，但去一轉美國、或做一個後期都不只這數目了，配樂混音呢？我們想用《綠島小夜曲》，但單單是使用權就是一萬美元！只是使用權哦。拉拉扯扯談判後，他們現在讓我們付$3,000-$4,000美元，這就是二萬多元了。歷史片段呢？我們都是真金白銀購回來的。所以一直在籌款，我想呀，全世界的藝術基金我們都申請過，你話死唔死！」結果還是出外靠朋友，加上聶的名頭，朋友學生傾力相助，「聶華苓曾經與《天下》雜誌殷允芃很親密，我去台灣時訪問過殷，他得悉我沒錢去美國拍片，就私下資助我一筆錢。我的台灣舊同學也是這樣，私人一千二千美元的資助我，這樣集腋成裘的，終於把片拍成了。」甚至沒有錄音師，只有陳、製片兼收音、攝影師三人，共做了三年。
2013年1月10日起於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獨家獻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