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留學日本七年四個月，日語說得還不錯。他給日本友人寫信，直接用日文書寫。他通過日語轉譯的外國文學和文藝理論著作，比自己的創作還要多。
一九八一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編了一本《魯迅日文作品集》，請宋慶齡題寫書名，唐弢作序，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收入魯迅用日文寫作並發表在日本《改造》月刊、《文藝》雜誌和《朝日新聞》上的文章，原作在前，中文翻譯在後。其中，雜文序言十篇──《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聞小林同志之死》、《上海所感》、《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我要騙人》、《「中國杰作小說」小引》，談話三篇——《關於豬八戒（與本年的干支的關係）》、《「面子」和「門錢」》、《教育部拍賣問題的真相》。雜文序言在中國重新發表時，魯迅與許廣平將其翻譯成中文，三篇談話則分別由戈寶權、李芒、樓適夷翻譯。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不少學者作家如辜鴻銘、胡適、林語堂、張愛玲等，可以兼用中文和外文寫作。魯迅也具備這種能力，只不過他的日文作品并不多。魯迅本人不太喜歡直接用日語寫作，或許因為缺乏自信。《胡風傳》（屠梅志著）記載了魯迅去世前兩日在鹿地亘家做客的場景：
因魯迅與胡風均懂日語，他們四人便用日語愉快地談個沒完沒了。池田說：「我要是能用中國話與中國朋友自由地談天多好啊！可是中國話實在有點難學，至今也只能大概地表達個意思。」鹿地亘說：「我連大概地都還不行」。魯迅說：「日本話也並不好學，我也用日本話寫過文章的，實在麻煩。那樣的東西，究竟也可以算是日文嗎？」池田說：「怎麼不能算，好得很呢，而且含有以前日本話裏沒有過的妙味呢。」「哈哈，連外國話都會創造，實在不敢當。」話語間，魯迅顯得很高興。
作為中國白話文語言大師、現代小說之父，魯迅的母語創作才華掩蓋了日語作品的亮色，加之創作量少，鮮有人重視其日文作品的價值。唐弢在作品集序言中指出，譯文和原文對比，多有不同。所以將魯迅日文作品的本貌在中文出版物中予以還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這些作品在向世人展示魯迅語言稟賦的同時，也打開了深入解讀魯迅的另一扇門。
出版《魯迅日文作品集》，是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方行先生的安排。據他回憶，起初出版社怕書印多了賣不掉，不敢多印，幸虧日本的中文愛好者預訂了三千冊，這才統共印成八千五百冊，布面精裝，外加護封與草板紙書套。其中特印編號紀念本一千冊，加蓋「魯迅誕辰百年紀念章」。書成不久，方行接待了一批訪問中國的日本大學教授，不知送什麼禮物好，忽然想起這本書，於是每人分贈一冊。日本客人收到禮物後非常高興，說早就想買這本書，但是苦於在日本買不到。
一本中國出版的書，反倒更受外國人的喜愛。或許，我們也應該感到高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