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灣的苦雨齋被拆掉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但風雨中關於知堂的是是非非卻從來沒消停過。每每到了年末，站在魯迅博物館的院子裏，想到知堂是在這個寒冷的季節謝世的，看着那被冬日的北風捲起的落葉，心中不禁掠過一絲悲涼。我一直很想知道，當知堂老人生命最後的那個時刻，那一切輝煌與落寞是否都化作了「壽則多辱」這四個字。
知堂流傳下來的文稿信札不少，大概是因為他筆耕不輟的緣故。做為一個新舊社會交替時代的新派作家，同時又是經過科舉考試的老知識分子，紙筆就是他謀生的工具。大概除了當「督辦」那幾年，他主要的心思都在這個上面。除了那非常精道的毛筆小楷字，再就是那各式各樣的信箋，使得每一幀信札與文稿都是一副難得的藝術品。
今年春秋兩季嘉德古籍拍賣上，原為老報人鮑耀明所藏的知堂及知堂友人文稿信札面世，為我們管窺出知堂老人晚年生活的一絲真實事狀況。
博士的詩箋
知堂大概是有些看不起胡適這樣的新派文人的，很多文章裏或多或少地流露出那麼一點嘲諷的意思。可是，胡適卻真心覺得知堂的文章好。據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書中說，胡適直到臨過世前一個月，還在找人搜集知堂（周作人）著作的版本。
知堂在致鮑君的信中這樣評價：「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尋常朋友），當初不曾熱烈的捧他，隨後也不曾逐隊的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者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是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知堂寫此信的時間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胡適已經作古。北京城山雨欲來，知堂已是八十老翁，這話不知道是真心還是違心。
胡適的信並不少見，但這三頁曾被多部著作所記載的詩稿卻很稀罕。不知這位買家是否知道，這其中有一件是胡博士給知堂的最後一封信。
讀過《胡適日記》的人都知道，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早上，胡適回到中華民國駐美使館，收到華美協進社孟治先生轉來的一年前知堂寄來的詩和照片。當天，胡適感慨萬端，寫詩《無人認得胡安定》：
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惘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此時知堂已經落水，從前的朋友汪精衛也當了漢奸，胡適只是就詩論事，只談知堂的信和照片耽誤了一年收期，卻不提內容。他在日記裏寫道：
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詩，又今年一月被刺後二詩和照片兩紙，信封上寫「Dr. A. J. Hu，胡安定先生」，由華美協進社轉。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擱到今天才轉來。（最近他問我，我叫他寄來。）
這個惘然是痛惜還是遺憾？此信當年是如何從大洋的彼岸傳遞到知堂手中的，從未見到記載。此時，知堂已經居住在淪陷區，雖多次婉辭種種任命，而終囿於某些不再能夠說清的原因（或許是性格，境況，或許是庵裏的「老小」，不一而足，或許這將永遠是個謎。），自感「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易地皆然」，「一動不如一靜」，「苦居」起來做一順民，終未能再擺脫蒙上漢奸之名。知堂當年把這送給鮑君，大概是想在大風雨來臨前，保留相知相交的佐證吧。
在一九六二年雙十節，知堂在日記中記載，曾撿出兩紙適之的打油詩寄贈鮑君，大概是因為幾日前收了生油的緣故，知堂大讚胡博士的風趣，還特意叮囑：「他的印章是甚為少見的。」這就是指我們今天見到的這張素雅的臘梅花箋。曲庵的詩是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的《論語》四十四期上的。此詩是這樣寫的：「名師執筆美人參，畫出冬烘兩鬢斑。桐眼注明勞碌命，評頭未許穴窬鑽。詩文諷世終何補，磊塊橫胸且自寬。藍布大衫偏竊喜，笑看猴子沐而冠。」胡適和詩道：「未見名師畫，何妨瞎品題？方頭枕博士，小胖似儒醫。所長同名姓，莊家『半』事宜。不嫌麻一點，皆做老夫妻。」就是這一信札，大概是因為有曲庵和知堂的詩，所以同時也抄給了知堂，離劉半農過世只有兩周的時間。劉半農過世後，圍繞他與胡適的公私恩怨引出了許多是非，這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魯迅、知堂（周作人）、沈尹默的相關回憶。知堂晚年甚至以當事人和見證人的身份，一再把曲庵與胡博士間善始善終的公私交往，曲筆改寫為胡適對於劉半農的「看不起，明嘲暗諷」，但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曲庵在日記中專門寫下為胡適辯護的一段文字。胡博士作為《新青年》舊同人和北大舊同事，在為劉半農所送輓聯中寫道：「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日同夥又少一個。拼命精神，打油風趣，老朋友當中無人不念半農。」再看胡博士的書法，是典型的文人字的風格。這本無所謂好壞，只要能讓人把字看清楚就行了。可是，也不知道是誰說胡博士的字有黃山谷的風格。再看胡博士的這兩方印，以我看其實並不怎麼好，才三十幾歲的胡博士竟然鈐起「適之長壽」來了，看起來可能是他和知堂、曲庵（劉半農）這些老友混得久的緣故，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方印的印文很出名，只是聽說過卻不曾見過，也不知此印為何人所治？此後沒見他再用過，也不知此印現在還是否安在？
兩個「硯兄」
曲庵（劉半農）與知堂（周作人）互稱「硯兄」。周作人為人性格平和，少說話，為此老友曲庵給他起了個綽號──「硯兄」。民國十六年，奉軍佔據北平後，胡亂逮人殺人。當年，知堂和曲庵一起避難到菜場胡同的一位老友家。書房中只有一桌，桌上只有一方硯台，他倆就在這裏共用一硯寫文章。知堂戴着一副圓眼鏡，留着兩撇八字鬍，天天默不作聲，神情冷峻，而曲庵卻天性幽默活潑，耐不住清冷和寂寥，不斷說笑逗趣。有一次，兩人又在共硯寫文章、知堂依然只是低頭寫作，沉默無語。曲庵瞪着他，沉思了一會，突然對着他喊了一聲「硯兄」。知堂以為有客，抬頭左右環顧，不見一人，感到納悶，呆看着曲庵，曲庵也不說話，只是狡黠地笑着，知堂更感詫異，此時忽用手指了指硯台，又看着他，知堂恍然大悟，曲庵將他比作了學問從中而來，又不會說話的硯台。此後，「硯兄」成了曲庵和知堂的綽號並傳開。
「豈翁硯兄老大哥足下：尊札拜讀不勝惶恐，查此事月前小弟登門磕頭之日，即老大哥金口玉諾之時。竊聞着象棋者有言：君子無悔，豈有老大哥而不君子者乎？尚望多多繃（捧）場，他日當再造府磕一百二十個響頭也。此請道安。 弟復頓首。八月廿一夜」
究竟是多大的事兒呢，竟然值得曲庵磕一百二十個響頭？知堂和曲庵這麼多年相知相交的老朋友，值得下這麼大本嗎？從《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中，沒有尋找到這封信的影子，但猜想這一定是一件好玩的事兒，被劉半農這隻「兔子」竟無限擴大到這等地步。劉半農素來喜歡開玩笑，甚至到了登報找罵，被章太炎轉着彎子罵一頓祖宗的地步。當然，作為知堂這位老大哥是不會和他計較的。
人們素來喜歡曲庵（劉半農）的行書，因為它有漢隸和金石的味道穿插在線條裏的旋轉變化，產生一種靈動的美感。其實，「五四」這批學人只要不是學西學出身的，書法功底都不差，都透着那麼一股真正的文化底蘊。而劉半農不僅學問好，文章寫得漂亮，書法、攝影、曲韻無不精通，這是今天那些所謂的大師們所不能比擬的。
曲庵是「五四」健將，在當時已經暴得大名。回國的博士多了，曲庵也坐不住了，也要弄個博士。民國十年，他攜妻出國，幾年中歷經倫敦和巴黎學習，在博士論文答辯時，雖被伯希和難為得夠嗆，被人扶着出了答辯場，但最終還是取得了法國國家博士。烏絨帽詩稿和信札，應該就是留學法蘭西得了博士的時候所做。知堂給鮑君的一封信中曾講到，當初曲庵（劉半農）還有張戴烏絨帽的照片，那是曲庵三十五歲時照的。不知豐一先生捐贈給北圖的信件文稿中這張照片是否還存世，但大概信和照片永遠不能合璧了。
曲庵卒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知堂是在日本東京鄉菊阪町聽到這個消息的。剛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絕不相信是真的，但言者言之鑿鑿。曲庵與知堂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因為很熟，褒貶稍差一點分量，心裏就覺不安。兩個月後，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知堂送去一副對聯：「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在卯字號；廿餘日馳驅大汗，歸來竟作丁令威。」
曲庵過世後，這對老友的交情已經寫進了書裏。如果不是曲庵意外早早過世，說不定這個才情兼備的「硯兄」能在知堂走錯路的那一刻勸住他呢……
知堂的信與稿
「鳳凰三年七月」。這信封是「鮑桑」在香港幫知堂印製的，從他們的通信裏看，此信封大概印過五次，每次五十個。
當年鮑桑為《南洋商報》編《熱風》，由於曹聚仁先生介紹結識知堂，因為刊物不支稿費，便寄些食物做答謝，這一寄就是六年，於是就有了四百二十封信的往來，當年曾編成《周作人與鮑耀明通訊集》。這次秋拍所出售這六十九封，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份，據說這是鮑桑當年售予新加坡友人的。
周家出身官宦，雖已家道中落，知堂並沒有吃到太大的苦。家裏雖然人口眾多，作人和建人都在在魯迅關照下，順利謀到差事。後來到了北平，雖屢次因戰亂或其他事件，學校拖欠薪水，也都由大哥支應着，他仍然可以放心做學問，後來兄弟失和，以至在中日交戰期間，他的生活甚至過得比別人還好一些，儘管是蹲監獄，由於有像蔣夢麟這樣的大官的照應也沒有吃很多苦。知堂的晚年生活就非常困難，特別三年困難時期，生活十分拮据。其原因除了時代大背景之外，還有就是兒子成了右派，信子有病，自己背負漢奸的罪名。知堂為了得到錢，不惜賣掉自己收藏的文物和古書。他還寫給鮑耀明信催要稿費，以及郵寄油米等日用品。這些信件，真實記錄了晚年知堂窘迫的生活。
因為得到煎餅而付出了劉半農的硯台拓片；因為得到了羊毛衫而送出了苦雨齋的匾額；兒童詩一遍遍的抄最多也就是五十元的僑滙券。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如今拍場上一發不可收拾的價格。
知堂覆鮑君的信中，屢屢被問及「五四」舊友的往事，所讚否的人物可是出於真心，大概是畏懼出境信件的審查，害怕言多有失，但對幫助過他的蔣夢麟博士評價甚高，大概是因為蔣在知堂落難時確實幫過他。
記得當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曾見到過知堂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催要預支稿費的信件，和幾件有關《枕草子》譯稿進度的報告，一位年輕的女繙譯家大概喜歡錢稻孫的譯筆，總把知堂的譯稿說得質量很低，以至於難以通過無法按時領到下月預支的稿費。最後，弄到繙譯家樓適夷親批：還是發給他吧。
出版社覺得他歷年預支的稿費，大大超過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報酬，於是出版社決定把他的待遇減半。這樣，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就由每月四百元減為二百元。好在當時他那久病的老伴已經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更大的困難。直到一九九一年，他繙譯的《盧奇安對話集》才印出來。
今年春拍，嘉德曾有一批不同來源但同屬鮑耀明舊藏的知堂文稿上拍，從紙張和批注來看當屬於曹聚仁亦報隨筆時期的舊稿。個性鮮明的知堂體墨筆字，毛邊綠色方格的知堂專用稿紙。知堂在給曹的信中曾要求將舊稿擲還，不知道最後怎麼到了鮑先生的手上。幸好是為盲童的慈善拍賣，知堂九泉下有知也應該欣慰吧。
對於知堂這個人，無論褒也好貶也好，他已經走進了蒼茫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