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又遇到中國式的難題。律政司「要求」終審庭向中國尋求「釋法」，解決外傭和雙非嬰的移民問題。
一旦「要求」得直，則特區政府違反了基本法第五十八條：「香港特區獨立進行審判，不受干涉」。但如果終審庭自己來審呢？不老實僭建的「籌委意見」或中國事後搬移龍門補飛的「立法原意」，以普通法角度，只考慮基本法的條文，則導致大量「蝗蟲」來「產卵」。
政府的律政司「要求」終審庭怎樣辦事，即刻就破壞了英國人留下的「三權分立」的法治原則，於是又引起一場喧吵。
以中國人不爭論猶自可，一爭論，必定人身攻擊，反對釋法的一方，即被標籤為港英餘孽的亂臣賊子，這就咬牙切齒激起仇恨，此一公式，又是中國式的難題。
難題源自中國式的思維盲點。中國人沒有「三權分立」的概念。立法、檢控、審判，在他們爭相把子女送去的「西方先進國家」，分別是互不從屬的三權，而且在審判這一權之下，隨時又再分為陪審團和法官兩小權。陪審團先裁定有罪，法官才可以量刑。
但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是這樣。歷代的立法、檢控、審判，統歸一個叫「刑部」的部門，刑部立法、審案、判決。香港有幸做過英國殖民地，連監獄的行政管理，也另歸由懲教署，但中國的刑部，連監獄的囚衣、口糧、獄卒聘用，都一起管。
本來唐宋兩代，另有一個大理寺，只負責審案。如果大理寺可以與刑部平權，則未嘗不可以是三權分立的萌芽。但中國雖有「三司會審」，卻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各派一官，而明清兩代，大理寺完全從屬刑部，此一中國基因，今日在香港特區復發，終審庭就要聽律政司，找北京來審決。
這一點，與中國皇帝最終又高於刑部和大理寺，方有真正終審權相同。英國的「三權分立」，洞悉人性的弱點，以制衡來確保最大的公正，這一點，像地上的母雞，也撲打翅膀想學麻鷹飛翔一樣，物種的基因所限，中國人不可能學得到。
iPhone和航空母艦的技術，可以盜竊，LV品牌，可以抄襲，西方法治，永遠抄不了，雖然落後，有時反而是「高效率」。所以，達爾文很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