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劉姥姥進大觀園鬧笑話，今有莫言到斯德哥爾摩講故事。莫言自稱是個講故事的人，不願背負沉重的政治責任。於是，他在斯德哥爾摩上演了一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故事：他說，一個講故事的人，不會受到新聞檢查制度的傷害。
莫言的講話讓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頗感尷尬，他們根本就頒錯了獎。莫言並不認為自己是符合諾貝爾遺囑的「寫作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的作家，而自我定位為「故事大王」。他不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應當是諾貝爾故事獎的首屆得主。
故事與文學有甚麼差別呢？媽媽給小寶寶講大灰狼和小白兔鬥智鬥勇就是故事，而像《荷馬史詩》、《神曲》、《悲慘世界》和《罪與罰》那樣關於生死、自由、正義等永恒主題的作品就是文學。莫言的作品跟文學無關，文學評論家李劼指出：「以屁股為主體的身體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說的主要敘事對象，也成了莫言小說的基本故事內容。這種屁股意像的隱喻特徵在於：既沒有精神內涵，也了無頭腦之於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類生命意義的思考。……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隱喻，說穿了，不過是充滿了動物性衝動的一聲聲低吼：要吃，要操，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賴活。」這類關於本能、色情和暴力的故事，自然滿足了那些高齡的、失去性慾的評委們的好奇心。
儘管莫言以講故事為本行，但在斯德哥爾摩卻沒有把故事講圓，處處露出破綻。莫言說，他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不喜歡被迫表態。但他身為中共控制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哪裏有讓你獨來獨往的空間？你必須抄寫毛選，抄寫毛選的莫言還能「獨來獨往」嗎？
莫言又說，當所有人都哭泣的時候，要允許有人不哭。其實，並沒有人強迫他哭，但是，面對劉霞的哭泣，總該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吧？村上春樹說，在雞蛋與高牆之間，他選擇站在雞蛋一邊。莫言卻作出了相反的選擇。
莫言很會講故事，偏偏不講他自己一九八九年與作家們一起走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的故事，那是他的光榮還是恥辱呢？他也不講劉霞和天安門母親的眼淚，在他大喜的日子裏，眼淚是不吉利的。
共產黨的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社論說，要愛護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要維護中國形象。這句話真是掩耳盜鈴：最該愛護的，是劉曉波，正是當局監禁劉曉波和軟禁劉霞的倒行逆施，讓中國的形象在全球面前如此不堪。
有的人，即便諾獎加身，依然輕如鴻毛，如莫言；有的人，不管有沒有獲得諾獎，依然重如泰山，如劉曉波。
小丑再打扮也是小丑，英雄不必打扮就是英雄。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