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佛光山的星雲大師是當代佛教高僧。他實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在世界各地弘揚「人間佛教」。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留學美國的經歷和他密切相關。可以說是「成也星雲，敗也星雲」。
一九八九年那個夏天之後，我賦閒在家，感覺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以前的學生曹紅正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留學。她來信鼓勵我去美國攻讀博士，並幫我聯繫了學校。儘管沒有獎學金，經濟來源尚無着落，且學過的半吊子英語也早就生疏了，但我還是決心去冒險。行前，同事許德民把我介紹給星雲大師的姪女李小姐。她此時正在上海龍華寺學做素菜。李小姐很熱心，寫了封信給星雲，讓我帶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開學前到了洛杉磯，馬上陷入了困境：我必須交一筆三千多美元的學費才能註冊。不然，我的學生簽證就會失效，那麼或者不得不回國，或者只能留在美國打黑工。在美國的富親戚拒絕借錢給我交學費。到哪裏去湊這筆錢呢？萬般無奈之下想到了星雲大師。我就拿着李小姐的信去哈崗的西來寺找他。寺院中人說他不在，我只得留下信、聯絡方法和我的兩本佛學著作，失望地離開了。第二天晚上，星雲大師突然親自打電話給我。他說，已經看過我的書。沒想到經歷文革浩劫後，大陸還有人能研究佛學達到如此程度。他在電話中約我見面。
次日，我如約去西來寺面見大師。他聽說我剛到美國，就問我有甚麼打算。我表示想到他剛創辦的西來大學教書。他說，在此地大學教書要有美國的學位文憑，建議我還是先去讀書。我只得如實相告：已被UCLA錄取讀博士，但沒有錢付學費，眼看連合法居留的資格都成問題了。他問過我學費的金額後，當即表示會幫我付這筆學費，然後就囑咐身邊的弟子準備支票。我當時的反應不是興奮，而是感動。我這一輩子還從來沒有受過他人的如此恩惠。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時候，連至親都不願向我伸出援手。星雲大師和我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就毫不猶豫地給我雪中送炭。從他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佛教的慈悲精神。
幾天後，我從西來寺拿到了支票和一個一千美元的紅包。我把紅包退了回去，用支票交了學費，順利地進入UCLA開始了留學生涯。後來的三年裏，星雲大師每次來洛杉磯都會約我去西來寺見面聊天。有時候，他接待大陸來的訪客時，也會讓我去作陪。在他那裏，我認識了香港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屯、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名記者陸鏗和中央民族大學的藏學專家王堯教授。
一九九三年夏，星雲大師約我談話，想聘我到西來寺工作，薪水不低，且可以替我申請綠卡。此時我正想換一個指導教授，跟隨新左派大師派瑞．安德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但他半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半年在UCLA教書，沒有辦法給我獎學金。如果我有了永久居民身份，就可以免除昂貴的學費，再打點工就能完成學業了。因此，到西來寺工作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等待他們替我辦綠卡。於是我就接受了星雲大師的盛意邀請，辦了休學手續，搬進了西來寺。
那是在美國期間一段難得的悠閒日子。住在寺院裏，鳥語花香，環境十分幽靜。一天三頓的素齋，黃昏時分還能沿着山坡散步。我在那裏的工作是編輯國際佛光會的機關報《佛光世紀》，參與編寫十卷本的《人間佛教系列》，負責通稿。工作很輕鬆，而且又可以重拾中斷了的佛學研究。我以為否極泰來，就此能夠順利地等來綠卡，然後重返校園。不料一場危機已經悄悄地向我走近。先是做了一次東郭先生，把一個從大陸偷渡出來的「民運教授」介紹給星雲大師，留他在廟裏畫畫。不知何故在無意中冒犯了這位老兄，他竟向寺院中人告發我曾是中共官員，引起他們對我的猜疑。其次，我負責通稿時，大筆一揮常把星雲弟子們寫的初稿大段刪去，令很多人不快。再次，西來寺出了點麻煩，他們不想讓我這個外人知道。於是三個月後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叫夏玲的律師信。通知我西來寺已經和我解約，優厚地賠償給我兩個月工資，令我一個月內搬出寺院宿舍。我頓時陷入絕境：回學校去已經不可能，因為休學而失去了獎學金。要求寺院履行承諾，繼續替我辦綠卡，也被一口拒絕了，理由是夏玲律師認為那樣做是違法的。我不得不給星雲大師寫信申訴，卻石沉大海。想來他是相信了「民運教授」的告發和弟子們的讒言。陸鏗和金堯如看不過眼，約了星雲見面，為我仗義執言，說明我的經歷和那場政治風波有關。然而，此時大師表示已無可挽回了。我不得不離開西來寺，離開UCLA，離開了美國。
一九九六年，星雲大師來香港紅磡體育館弘法。我去看望他，感謝他曾經給予我的幫助。他提出要我給在跑馬地山光道何東家廟裏的一個尼眾佛學班講課。我答應了，中國人的傳統是「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在那裏講了一年的佛教史，此後和星雲的聯繫也就慢慢中斷了。
後來聽說真正給西來寺帶來麻煩的是那位夏玲律師。一九九六年克林頓二度競選總統時，她欺騙大師，用宗教機構的名義進行政治捐款，觸犯了美國法律。最後這個女人自己也官司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