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史上至少有五個雷普利。《雷普利全集》的第二部《地下雷普利》（Ripley Under Ground）在二○○五年有過一次很不成功的電影改編──它的不成功，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所以提到雷普利三個字，幾乎沒有讀者（觀眾）的眼前，會浮出可憐的巴里．佩珀（Barry Pepper）的臉。
對於《雷普利全集》（共五部）的作者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而言，她的眼前一定會先浮出阿倫狄龍的臉。哪怕曾經公開聲稱男人無法激起她的性慾（這直接導致她在跟雅鬥村的一位男作家訂婚之後毅然毀約並率爾出櫃），海史密斯也抵擋不了阿倫狄龍正當年華時的殺傷力。阿倫狄龍享受到了她對男人的最高褒獎：自始至終對他沒有一句微詞。
然而，對照《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的小說文本，恰恰首先是阿倫狄龍這張臉，將一九六○年的法國版雷普利（Plein Soleil直譯過來是《陽光普照》）引向了與小說相反的路徑。導演克萊曼（René Clément）太想將阿倫狄龍的偶像魅力用到極致了，他一登場就吸走了銀幕內外所有女人的目光。在這部片子裏，連阿倫狄龍當時的正牌女友羅密．施耐德（Romy Schneider）都只配打個醬油，向他投以深情的注目禮，再依依不捨地離去（這簡直是他們日後戲劇性情變的縮影）。帥得過份的雷普利注定不會為了階級差而黯然神傷。當雷普利偷偷換上富家子迪基的衣服時，當這一幕被迪基撞見而他仍然保持着慵懶的節奏時，觀眾只會認定：這是一個「天生麗質難自棄」的故事。只有阿倫狄龍才配穿這樣的衣服，才配過這樣的生活，才配有這樣的女朋友。偶像是正午的太陽，故事的其他部份都被陽光照耀成一灘亮白，細節無從辨認。沒有了雷普利對迪基的暗生情愫，沒有了迪基對雷普利「那件事」的嚴詞拒絕，導演毫不可惜地抽走了殺人迷局中最微妙的那張牌，也順便抽走了審查上可能遇到的麻煩和粉絲們必然會發出的抗議──偉大的阿倫狄龍怎麼可能愛上另一個男人？
到了安東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那裏，鏡像終於被顛倒過來。這一回，那個帥到讓人心疼、眼睛和下巴頗有幾分當年阿倫狄龍風采的祖狄羅，是被明格拉請來演迪基而不是雷普利的。如此這般，儘管犧牲了帥哥的戲份，但麥迪文凝視他的目光是羞怯而愛慕的仰視而非俯視，就顯得順理成章，圍繞着「他想成為他的唯一途徑就是殺死他」的動機也大有狗血可灑。如果從心理學角度去解讀，這個版本中的雷普利與迪基構成了典型的alter ego關係（心理術語，可理解為「分身」或「另一個自我」），其複雜程度不亞於少年Pi和那隻大老虎。那些被《陽光普照》砍掉的情節──比如雷普利的貧寒出身，比如他怎樣巧遇迪基之父──都被明格拉撿回來。非但如此，小說中幾乎所有的旁枝都被擴展成茁壯的小樹，幾個善於搶戲的配角直把男一號的潛能逼到極致，雷普利從青澀少年到殺人慣犯的道路合乎最標準的心理學教程。同樣是在船上攤牌，明格拉安排麥迪文背了一大段原著裏沒有的心理獨白，從爭執到肉搏到血案，起承轉合踩着精準的步法。顯然，與《陽光普照》截然不同的是：這既是激情殺人，也是基情殺人。
雷普利的故事在該系列的後四本裏繼續延伸。雷普利無惡不作，但仗義起來也讓人唏噓。他在歐洲各國遊蕩，跟白道黑道灰道都過從甚密卻又神奇地不受制於任何人。他甚至還有貌似美滿的婚姻和貌似完整的家庭──當然，一切僅止於「貌似」而已。他的隨意散漫不按牌理出牌頗讓歐洲導演着迷，這其中就包括德國大腕溫雲達斯（Wim Wenders）。
溫雲達斯比海史密斯小二十四歲，算兩代人。當時他搜遍所有市面上在售的海史密斯小說，每讀一本就積攢起一股改編的衝動，而每一次經紀人都告訴他小說已經被某個財大氣粗的美國電影公司買走了版權──他們只是為了買而買，並不急着拍。於是他給偶像寫信，後者迅速回覆，聲稱已經聽說這位奇怪的德國小伙子在到處尋找她的版權。七十年代中期，溫雲達斯終於和德國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一起見到了偶像。她的作風跟雷普利一樣出人意料，稍事寒暄以後就拿出一叠厚厚的手稿，往寫字桌上一拍，說：「就連我的經紀人都沒看過這稿子。所以我十分肯定它的版權還沒賣，也許你想看？」「你問我，想不想……看？！」溫雲達斯激動得語無倫次。在坐火車回慕尼黑的路上，溫雲達斯就讀完了這部名叫《雷普利遊戲》（Ripley's Game）的稿子，後面的事情不難預料：一九七七年，據此改編的《美國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在歐洲上映。
《美國朋友》是一部處處可見粉絲心態的片子。溫雲達斯非但讓主演丹尼斯．賀巴（Dennis Hopper，這位才子既導且演，美國公路片里程碑《迷幻車手》〔Easy Rider〕就是他執導的代表作）戴上了得州人喜歡的牛仔帽（僅僅因為海史密斯生於得州），而且整個影片的情節鋪排和舒緩節奏都跟原著亦步亦趨。雷普利的任務是要用心理暗示，一步步引導一個身患絕症的男人成為殺手，其間的綿韌迂迴比一般的類型小說更長也更瑣碎，但溫雲達斯既有慧根咀嚼作者的用意，也有耐心用影像來捕捉人物心理漸漸失衡的過程。影片的後半部比小說更為浪漫化，兩個在海灘上燒汽車的老男人儘管有點山寨新浪潮，到底不乏歐洲導演最拿手的溫柔一刀，很能戳中文藝青年的淚點。不過，讓溫雲達斯大感沮喪的是，海史密斯第一次看到影片時反應很冷淡。在並不忠實卻令人愉悅的《陽光普照》與很忠實卻讓人不安的《美國朋友》之間，海史密斯小姐顯然更傾向於前者──這是不是恰恰反映了作者潛意識裏對自我的拒斥？好在幾個月以後，當電影在香榭麗舍大道上公映時，海史密斯改了口，宣稱重看一遍之後，她發現「這個雷普利具有別的雷普利無法抓住的神韻」。
二○○二年，《雷普利遊戲》（港譯《心計遊戲》）又上了大銀幕，這回男一號換成了無所不能的尊．麥高維治。這一版，每個鏡頭裏包含的信息量至少是《美國朋友》的三倍。二十一世紀的觀眾，再也不可能忍受雷普利拿着寶麗來慢悠悠地玩味孤獨，他們需要更多的動作。於是，《美國朋友》裏對人物關係的精雕細琢，連同幾個小說中的次要人物，都被輕鬆抹去，麥高維治的精力，更多地花在練習如何用一根絞繩，在火車上不露痕迹地置人於死地。我不知道，如果海史密斯不曾酗酒過度，如果她活到二○○二年，看到這一版《雷普利遊戲》的後半部，兩個男主角像《寶貝智多星》（Home Alone）那樣，守在宅子裏等待伏擊德國黑幫，會不會笑出聲來。至少有一點她應該足夠欣慰：儘管她的生活放蕩不羈，儘管在文本中總是挑戰性道德的邊界，海史密斯在有生之年裏卻一直抗拒看到任何付諸於影像的性行為，這也成了這位著名女作家的最著名的怪癖。如果她不幸看到新版《雷普利遊戲》開場就有一大段雷普利之妻坐在羽管鍵琴上挑逗老公的火辣戲，一定會捂起眼睛，像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那樣大聲尖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