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月廿三日，北京魯迅博物館與香江博物館合辦「無窮天地無窮感──臺靜農先生書畫精品展」，同時舉辦研討會，以紀念臺公誕辰一百一十周年。臺公幾位弟子齊益壽、施淑、呂正惠、李昂等也專程參加，葉嘉瑩本擬赴會，卻因患感冒臨時缺席。
由於臺公的黨派關係是上世紀讓人關心的一樁懸案，至今尚撲朔迷離而無可定論。所以座間好幾位學者的講演，都同時聚焦於臺公與黨派的關係上，令明明是「書畫精品展」，但人們說得更多的是黨派的事。
臺公與黨派的關係密切，人所共知是曾被三擒三縱。尤其與鄉前輩兼共黨創辦人陳獨秀晚年的往來，頗引起國共兩黨側目，後來更被尚鉞（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指為托派。可惜的是，我們現今無法知道他和陳獨秀晚年晤對，其談次間可曾有對世事的徹悟之言？佛說﹕不可說不可說。但臺公對此卻連「不可說不可說」也不說。誰能說陳獨秀和臺靜農兩位碩學在電光火石之餘，創深巨痛之際，相逢握腕，而只講「小學識字教本」問題，人們會相信嗎？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臺公在隱蔽戰線參與了殺頭之偉業，但到頭來卻是一種「不可說不可說」，不僅不為外人道，更對自己親兒也是「不可說」。分明片語可以釋疑的，但卻又為世人留下了疑團。
有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在會上說，一九八九年陳赴臺灣，曾雨夜訪臺公，正巧屋中僅臺公一人，方便說話。陳單刀直入，問了兩個問題：一、臺公是否曾參加共產黨，並舉出證人劉亞雄。第二個問題係臺公是否參加托派。臺公對後一問題斷然否認，他說他與陳獨秀往來只談語言文字，不談政治，並且當即拉開抽屜取出一大叠陳獨秀給臺公的信，都是講「小學識字教本」問題，是當年國立編譯館約稿時往來信件。至於第一個問題，陳氏所得答案與當年臺公曉喻其哲嗣益堅世兄者相同。大意是﹕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往事了，反正我周圍的朋友，不是共產黨，就是左翼人士云云。
臺公在這是「顧左右而言他」，也是轉移了問題。對曾否參加共黨這一斬釘截鐵的問題，既沒有斷然否定，也不敢肯定，總之含含糊糊，不置可否。
雖然如此，陳氏仍能推論出「臺靜農加入中國共產黨該在一九三○年左右，而在一九三五年初第三次被捕獲釋後，從此脫離政黨活動」。這論點見於陳漱渝〈臺靜農曾是中共地下黨員〉一文。這篇大文，我十多年前已拜讀過，當時由益堅兄捎來的。而該文的立論又是依據徐沖寫的《丹心映山河──劉亞雄傳記》。該書的第八、九章有透露：一九三二年九月共產黨員劉亞雄夫婦出獄後，地下黨通過臺公，把這對夫婦介紹去范文瀾家裏去住。再有一段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出任江蘇省婦委會負責人的劉亞雄，因大肚臨盆，組織調劉去北平，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趙世蘭對劉說：「先去找我們黨可靠的朋友范文瀾教授，通過他，可以找到臺靜農同志，這樣，就和北平的組織接上關係了。」但當時臺公「去向不明」（因第二次被捕後回鄉間暫避），劉亞雄雖找到「黨可靠的朋友」范文瀾，也無法與組織接上關係。
稱范文瀾為教授（范一九二六年曾入黨，不久斷線，不算黨員，一九三九年九月重新入黨），稱臺靜農為同志，從稱謂的不同，也可以確認臺公已經參加共產黨了，而且還不是一般黨員，因為通過他，就可以接通北平的組織。
劉亞雄（1901－1988）北京女師大出身，與許廣平、劉和珍等在女師大風潮中表現出色，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大入黨，留學莫斯科，三十年代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解放後曾任勞動部副部長，交通部顧問。此書係劉亞雄口述，作者據錄音整理撰寫，每寫一段，劉亞雄看一段，正式出版前先打印徵求意見稿，相當認真。而陳漱渝與劉亞雄又是熟識，該是從劉處得知臺公曾是共產黨。
臺公黨籍問題，恕筆者細膽，不敢逕向臺公本人討教，沒有陳漱渝般大膽而乾脆。這次研討會上，筆者提出〈秋雨秋風壯士魂──記蕭明華〉一文，以臺公弟子蕭明華與掛名夫婿于非在臺從事地下活動，及蕭被逮至槍斃之經過，以從另一環境和心理角度提出採證。
另外，筆者也舉出幾點補充的佐證。
一、是以《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一九九一，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七十九頁那白紙黑字為證：
「臺靜農，安徽人，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一九二七年入黨。曾在魯迅指導的未名社工作。後脫黨。抗戰期間曾在四川白沙大學先修班教書。解放前任臺灣大學國文系教授。」
在這裏扯遠一點，但必須指出，《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雖然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但編寫時間在八十年代中，該書由五十年代已任北大黨委書記的陸平序於一九八九年。而《丹心映山河──劉亞雄傳記》編寫時間也在八十年代中（打印出徵求意見本也在這時候吧），正式出版是一九八九年四月。此二書編寫出版時間臺公還健在臺灣。
二、臺公曾被共黨人士視為托派，但說臺公是托派，這等於是說臺公是共產黨員，因托派就是黨中異己，必須本身原是共產黨員纔能夠得上托派。換言之，視臺公為托派，正好證實臺公曾是黨人。
三、記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與謝公（稚柳）閒聊時，謝公很肯定的說「臺靜農是共產黨」。謝公堂兄章漢夫是共黨地工領導，嘗任香港工委書記，解放後官拜外交部次長，消息來源不知跟章是否有關？
四、臺公的身體語言，顯示他是黨人。筆者同意陳漱渝所說臺公曾參加中共，設若從未參加，臺公無需要向兒子益堅兜圈子說話，以臺公習慣，乾脆否認得了。陳漱渝提出劉亞雄的證言，設若臺公根本不認識劉的話，也完全可以斷然否定，但臺公不想撒謊，所以沒有否定。這是以臺公一貫行事方式衡量，沒有否定代表肯定。
根據以上各種資料，可以肯定，臺公曾是黨人。
八十年代筆者訪臺公時，嘗直言黨人統治的大陸情況。以六、七十年代筆者在大陸所見所聞，特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讀到太多講文革受苦受難的傷痕文章，在與臺公談話時，也曾透露若干如果在大陸就極可能出現的情況，設若臺公當年能離臺北返，在北京可與許多老友重聚，但好日子可不長，五十年代開始，反胡風一役能否躲得過？批判胡適之要你表態，要你參加批判怎辦？好了，五七年反右，跟着文革，總之是劫數難逃。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文革期間的大揪「叛徒」，都是黨對曾經被捕的黨人一再殘酷迫害，臺公曾三次被捕，也就怎也說不清的了。更重要一點，毛公明捧魯迅，高舉魯迅旗幟，但暗地裏，也不必暗了，實際政策又如何呢？看得到的是，魯迅的老友、學生，解放後命途多舛者眾，由胡風開始，馮雪峰、聶紺弩、魏猛克……如果魯迅還在，以他的性格，極可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當時還不曉得丁酉間毛公曾說過魯迅「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以臺公跟魯迅關係之深，留在大陸，着實不妙。還是留在台灣歇歇腳，讓國民黨壓迫一下，反能苟存性命。筆者腑肺之言，不知老人家是否理解，當時臺公只是聽，也不答話。真個「守斯寧靜，為君大年」。
孔夫子嘗慨言「文獻不足徵也」，共黨當年是秘密組織，在白區戰鬥，許多文件銷毀還來不及，的確難以傳世，或根本無文字記錄可言，只有靠同時期當事人的回憶，才得以透露一二。這就彰顯口述歷史之可貴。
但，口述歷史碰上了臺公，依然留得個撲朔迷離！
許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