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甌北（1727－1814）是雍正至嘉慶年間人，在他那個時代，還無從想像半世紀之後中國大門一開，國勢中衰的變貌。未及於內憂外患，卻提早拈出了「變徵之音」的感懷，具體表現在《題遺山詩》裏，詩句是這樣寫的：「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正因為時局的創傷空前巨大，清代的詩風也就倏忽為之一變。清末光宣時代的名士文廷式的話大約就是從趙甌北的句子來的，文廷式說：「生人之禍，實詞章之幸福。」這話似乎也概括勾勒出同治、光緒、宣統三朝以迄於民國初年的詩風梗概。
「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個句子太有名，它呈現了一種微妙的對比；像是為古往今來一切偉大動人的詩句找到了令人不忍面對而又不得不接受的根源——家國憂患。就詩言詩，我只能給趙甌北的名句半聲恭維。因為底下的落句：「賦到滄桑句便工」簡直糟透了。
從表面上看來，滄桑二字，一向有包攬無限感慨的力氣，舉凡國家興亡，人事代謝，滄海變成桑田、桑田變成滄海的背景，俱現造化之大，之無情，之無量劫，之不可思議。「賦到滄桑」大約也是「國家不幸」所喚起的巨大感懷。可是，以「句便工」作為經歷、感傷於「國家不幸」的彌補或救贖，則是相當小的見解。彷彿現實之中那樣令人慨嘆的劫難，只消得一好詩的稱賞，也就「值」了。
不過，很多時候詩人總是「自求多福」的——多求那「詞章之幸福」而已。任何一個或繁榮、或蕭條，或承平、或動盪的時代，儘管都可能被冠以「大時代」之名，對處身其間的詩人而言，似乎還不如寫幾首擲地有聲，與夫可以流傳後世的好詩要緊。鄭孝胥說得坦率：「作詩工處，往往有在悵惘不甘者。」此公由遺老而成漢奸，一生相信「民國乃敵國也」，雖然堪稱光宣詩壇之祭酒，讀他的《海藏集》，仍不免令人感覺這「句便工」的思維根本不曾在現實中扎根落腳。
詩人與現實貼緊，情況可能更糟！那些熱中殷切的墨客，每遇大事大人，萬千不肯放過，處心積慮要「賦到滄桑」，立時代見證，作雄主僚師，其詞章中幸福的麻藥難以言喻。詩人柳亞子近代頗知名，與其和毛作《沁園春》極有關係。看他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之作：「中國於今有列斯（列寧、斯大林），萬家歡忭我吟詩。華拿（華盛頓、拿破崙）往事休懷念，希墨（希特勒、墨索里尼）元兇要盪夷。民眾翻身從此始，工農出路更無疑。佇看荼火軍容盛，正是東征西怨時。」
可是，五天以後他又來了這麼一首：「開天闢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這又是跟毛撒嬌討寵了；毛回應的一首不啻一記耳光：「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此作中的「防腸斷」可以看出輕鄙，更可以當成威脅！
無論如何面對大時代、大人物，趙甌北的「賦到滄桑」是不夠的，以他的詩眼為起點，我如此寫道：
國家不幸詩家幸，斯世無稱後世稱。濮會杯觴飛淺薄，黍離宮室看頻仍。騷人冷落猶傳炬，風教溫柔合抱冰。底事行間孤憤老，古來長夜壓孤燈。
張大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