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李怡先生的〈後黎智英時代〉，心有戚戚然。台灣人對黎智英的撤退作出如斯反應，其實令人奇怪，因為畢竟黎氏在台灣的成功，一不仰仗權勢，二不依靠特權，其實只本着一貫的企業家的目光和幹勁，當然也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黎先生的視野幹勁和經濟實力的人，相信在台灣不在少數，而且辦報不同辦電視台，實在應該是較輕易的事。
台灣身為全中華地區最民主的地區，也不應存在政府可以打壓一間報社，又以《蘋果》在台灣的成功例子，可以看到一個全面反共的媒體在台灣是可以生存的。台灣人憂慮《蘋果》被蔡衍明收購後，加上他的《中國時報》，可以壟斷台灣的言論，但這個說法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報禁已經取消，沒有人可以強迫台灣人買一份報紙。喜歡《蘋果》的人，在《蘋果》變質後，是可以拒絕再買的，而因應這些拒買變質《蘋果》的人，也應該會有《蘋果》二世出現。
反觀香港，情況就不能樂觀，因為政府是共產黨的附庸，絕有可能在各方面打擊反共媒體，而且打擊面不只在報界，還可以涉及報館老闆的其他生意，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媒體絕大部份已經歸邊，因此相信若果黎智英賣了香港《蘋果》，絕對沒有《蘋果》二世出現。
台灣未必需要黎智英，但香港卻絕對需要黎氏，這可以說是香港人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到我們不需要黎智英的時候，才真正是中國人站起來的時候。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