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半個世紀前，基遼斯（Emil Gilels）是二次大戰後首位受邀到美國演出的蘇聯鋼琴家。當年蘇聯在鐵幕管治下，基本是與外界隔絕。盛傳他們於藝術的高度成就，令不少人產生遐想。因此，他於紐約的首演，成為令人引頸以待的文化盛事。結果，基遼斯亦不負眾望，在一片喝采聲中，他對自己的表現卻不以為然，反而留下了一句令人震撼不已的說話：「你以為這就是極棒的演奏嗎？待你有機會聽到歷赫特的神奏再說吧！」就只一句話，令歷赫特（Sviatoslav Richter）未現身已轟動整個西方樂壇。
半世紀後，當今最紅的兩位中國鋼琴家，卻可以為一個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跟一個流行歌手作雙鋼琴演奏而生是非。事緣是今年初的央視春晚節目中，李雲迪與王力宏在兩台透明塑膠架起的電子琴上，聯手演奏的《金蛇狂舞》，居然「好評如潮」。更奇的是惹起了郎朗在微博上，酸溜溜地透露此節目原來是屬意他的，只是早答應了其他演出而婉拒；言下之意，即指李雲迪不過是執其二攤。博文一出，即引來網友的猛烈批評。當然，與基遼斯的胸襟對比，不得不叫人搖頭嘆息。我也實在想不到有甚麼大師級的鋼琴家，會為失去與流行歌手聯彈的機會而扼腕。試想想，長駐倫敦的布蘭杜爾（Alfred Brendel），會有興趣跟艾頓莊（Elton John）在英女皇登基六十周年的演唱會上合奏嗎？
另一邊廂，李雲迪也在另一文娛節目中，忽然坐在鋼琴前，模仿郎朗的招牌表情和台風，同樣引起網民熾熱抨擊。事實上，自李雲迪於2000年奪得蕭邦大賽冠軍後，有關郎李二人明爭暗鬥之說，已時有所聞，連《誰殺了古典音樂》（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的作者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亦甚關注，於其網誌多番撰文形容兩人白熱化的競爭，或說某交響樂團向他透露，郎父提出樂團與其子演出的一年內不得與李氏合演，否則往後再無合作機會；或指郎朗雖與李雲迪同屬DG旗下，卻趁後者的銷量未如理想，向公司施壓把李氏逼走，直至Sony以三百萬美元的「贖身價」邀得加盟，李雲迪才得重被DG羅致。
此中的是是非非，不論孰真孰假，都透着一陣濃厚的商業味。這份商業味，也正是郎朗演奏的特色。今天咸皆推許為鋼琴大師的阿嘉麗治（Martha Argerich），被問及對郎朗的成功有何感想，率性的她直截了當地答道：「I don't understand」。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郎朗的走紅令人困惑，但如以商業視野分析，則馬上豁然可解。郎朗已不僅是一位鋼琴家，也是一個成功的品牌。他於社會上不同界別的滲透，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位古典音樂演奏家，比當年的巴筏洛蒂（Luciano Pavarotti）更「無遠弗屆」：郎朗參與的音樂演出，除獨奏會、鋼琴協奏曲、室樂外，還有電影配樂，甚至電子遊戲的配樂；他還應邀到美國白宮，並為英國皇室演奏，北京奧運的開幕禮也少不了他，最近也在慶祝英女皇在位六十周年的音樂會上獻藝；還有，就是一連串的教育節目，大師班不在話下，於各國亦舉行過多場與百個學童的同台演出；他的網站外除有賣他的CD及DVD外，還有多款T-shirt、波鞋等，而且著名的社交網站都有他的蹤影；史丹威鋼琴為他在中國開了一條以他為名的專線系列，尚有五星級酒店、名錶等廣告，簽約Sony後亦宣傳其產品；對國內的富豪，更為他們開設了私人俱樂部，入會費動輒十萬人民幣以上，郎朗則定期作其「沙龍」式演奏。如是等等，都是其靈活公關手段的商業王國的一部份經營而已。
誰說商業產品必有甚麼藝術保證？郎朗即使每年的演奏超過一百五十場、唱片大賣，也不代表他藝術上的「偉大」。他的李斯特獨奏會，挺着閃爍反光的黑外套，在多個令人目眩的巨型屏幕前演奏，雷射燈光四閃、煙霧瀰漫，令他看來真活像是21世紀的黎勃拉茲（Liberace）。
初出道時的郎朗，還不過是一個音樂略帶浮誇、文化素養淺薄的音樂系畢業生。一時的風雲際遇，卻令他沉醉在建立起來的光環中，肆意曲解所謂浪漫風格，實則是一種郎式的自戀傲慢，演出一味往一些小聰明的枝節效果追尋，音符不成樂句、樂句不成樂章，品味庸俗得嚇人。外國樂評說他「vulgar」、稱他為「Bang Bang」，都不是「浪得虛名」。郎朗的風格，似乎受荷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的負影響甚大。荷洛維茲一些藝術品味不高的炫技演奏，成為郎朗的目標，但他缺乏驚人音色和技巧，只能把荷老一些習癖厚顏地放大一百倍，近年復添上一點年老巴倫波恩（Daniel Barenboim）的江湖味，已近我們認識的郎朗。不過，他還有一點特質是其他鋼琴家所無的，那就是於一些速度較快、節奏與旋律又多有重複的樂段，郎朗表現出的莫名亢奮，那種不具音樂性、不經大腦的機械感，聽來即是饒舌（rapping）音樂的元素無疑。在《江南Style》也可以紅透半邊天的今日，郎朗的成功便不足為奇矣。但對於基遼斯與歷赫特所達致的藝術高峯，卻是無論郎朗如何亢奮跳躍仰望，也是遙不可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