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一月，審判「四人幫」大幕落下。很快，那喧鬧的場面如煙散去。有一個鏡頭，卻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定格：張春橋默默地坐在那裏，面無表情，一言不發。自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捕後，張一直採取「三不」態度，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後來在秦城監獄中，據說他幾乎失去語言功能。
一晃三十一年過去，再回頭看，「不說話」的意義漸漸顯露出來。由此推開，又讓我產生一些聯想。
不說話，有時是一種生存智慧。葉永烈先生說，張春橋是在行使所謂「沉默法」。它讓我想起西方影片中，經常見到的那句台詞：「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詞。」其實許多時候，一動不如一靜，說不如不說，做不如不做。張春橋不動、不說、不看，貌似昏昏睡去，除去負隅頑抗的「可憎面目」，您沒想到其中包涵的生存智慧麼？在三十年中，王洪文，四十八歲病死；江青，七十七歲自殺；姚文元，七十四歲病死；張春橋卻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他活到八十八歲，壽命最長。
不說話，有時是一種人生無奈。沈昌文先生說，陳原先生晚年喜讀維特根施坦。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沈先生心情不好，去看因病住院的陳原先生，陳先生見此狀況，對他說了一句德語：「一個人對於不能說的事情就應當沉默。」它正是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最後一句話。在風雲變幻的政治環境中，陳先生是一位非常善於把握分寸的人。許多事情的處理，既不失基本人格，又不與惡勢力正面衝突，確實讓人敬佩。
二零零三年，陳原先生身患中風。在卧病的三年多時間裏，醫生說，他罹患腦軟化，幾乎所有的語言都忘記了，普通話、英語、日語、俄語、世界語等七八種語言，都說不出來。最初還會說他幼時的語言廣東話，後來連這也忘記了。「這位最善言辭的智者」（沈昌文語），最後真正地陷於「沉默」。朋友說，陳先生去世前的那段日子，他說不出話來，經常在那裏暗自流淚。
不說話，有時是一種性格使然。黃裳先生不愛說話，回憶起來，在我與他有限的幾次接觸中，他說的話確實很少。李輝先生說，與黃先生面對面，他經常在那裏「枯坐」，這詞用得生動恰當。不說話不是沒有話，一旦落於筆端，黃先生的話就很多了，被李輝先生稱為「款款而行的風流」。
最後一次見到黃先生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那次王充閭先生到上海開作協會，他仰慕黃先生已久。經陸灝先生安排，晚上六時許，我們在巨鹿路私家菜館吃飯，同席者還有沈昌文、葛劍雄、陳子善、錢伯城、鯤西、江曉原、王為松、柳青松。餐後各得其所，滿座皆歡，便散去了。
沒想到一年之後，黃裳與葛劍雄發生筆戰，葛寫《憶舊之難》，黃寫《憶舊不難》，葛寫《憶舊還是很難》。文中涉及那次聚會，黃說自己席間沒說話；葛說他說話了，還與在座的幾位老者論了年齒。黃說自己坐了十分鐘就走了；葛說哪止十分鐘？您是吃過飯才提前離席。黃說不知誰在那裏演講，滔滔不絕；葛說不對吧，怎麼會不知道呢？云云。末了葛寫道：「黃先生與我究竟是誰記錯了？好在同席諸位中既多年富力強而記憶清晰者，又不乏勤於筆耕而每事必錄者，若有必要，當不難求證。」
我日記中記載：「葛先生健談，一直在說。坐在我身邊的錢伯城、鯤西先生對我說：『葛見多識廣，難得聽到他講事情。多聽聽，會有收益。』黃先生累了，提前要走。陸灝送他回去。我與王充閭先生離席，下樓送黃先生出門。黃先生回頭對我們說：『我回家看電視劇《喬家大院》去，你們繼續聽葛教授講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