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最近香港官場最流行的文化，大概就是「不知者不罪」文化了。從梁振英到陳茂波再到林奮強，只要一出事，無不祭出那面「不知者不罪」的大旗，彷彿一群可笑的駝鳥，埋起頭大叫，我甚麼都不知道，我甚麼都不知道。
且不論他們到底知不知情，單說「不知者不罪」這六個字本身就極易被人濫用。首先，何為「不知」？這些達官貴人們在犯錯前到底是否選擇性無視問題呢？還是根本不覺得有問題？有人天天在政府工作卻連家裏的後花園是僭建都不知道；有人每個月收取租金卻不知道租從何來；有人明知政府將要打壓樓市，偏選個敏感時間賣樓。這些「不知」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說服不了，卻要用來說服市民，他們似乎是以為市民才是最「不知者」。
其次，「不知」是否代表「不罪」呢？問責制的原意是對官員問責，官員的一言一行都受市民監督，不允許出現胡作非為的事情。問題是，如果一個（或者幾個官員）做了件壞事然後告訴你他是不知情的，「不知者」三個字是否足以挑戰問責制的根本？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他可以有一萬個合理解釋，卻仍要為「無心之失」負責，今天的官員們翻來覆去地說着毫無新意的理由，卻仍能厚顏地霸佔權位，非但沒有認真交代，反而拍拍屁股走去休假，所謂的「不知者不罪」在他們看來似乎成了「不知者無罪」。
最後，「不知者不罪」這個藉口的重複使用，代表的是這個政府團隊的無能。正如一個負責任的納稅人不會以不知情作為逃稅的藉口，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不會以不知情作為紓解民怨的理由。當一個團隊事事都說自己不知，我們不禁要問：你們到底知道些甚麼？難保有一天，因着你的一句不知就要朝令夕改。我們不要求政府全知全能，我們只希望政府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對自己言行都不能負責的人，怎麼能說要對全香港市民負責？
陳國權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