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傅熹年遇楊伯峻（1909－1992），楊老戲稱傅公為「同年」，傅愕然，楊再補充道，我們都是丁酉恩科同榜。港人大概聽得一頭霧水吧，丁酉即一九五七年，有「反右」一役，即是說，兩位都是一九五七年同劃右派同登一榜的。恩科是子、午、卯、酉每三年一科的編制以外，而「右派」也是正常刑典所無，純出「最高」的眷顧，所以楊老謔稱恩科。
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間，楊老在北京經女作家彭漣清（彭慧）介紹入黨，但一九三○年初斷了線，一九四九年一月在長沙重新入黨，介紹人劉晴波、周汝聰。楊老黨齡比一九五七年調入北大的黨委書記陸平要早（陸一九三三年二月入黨），或因學問太好，也就招致丁酉「錯劃」，刺配蘭州，任教蘭州大學中文系。隔兩年，大躍進躍出浮誇風，天災加人禍，饑荒嚴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一著名口號就是甘肅提出來的，甘肅是重災區，中央發覺，即撤換省委書記，急從新疆調糧救命，惟已死人無算。這大環境下，楊老復病瀕於危，處境堪虞，幸為周恩來獲悉，上調其至北京醫理及參加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才得以活命。
楊老一九五六年寫就、一九五七年三月增改，一九五八年六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論語譯注》，尚署本名，到一九六○年出版《孟子譯注》時，署名權已被剝奪，化私為公，作者變成蘭州大學中文系了。直到三中全會之後，此書再版時才恢復署楊名。《論語譯注》六十年代台灣藝文印書館印有直排本，署名楊崇德，楊老說竟讓他們考出來了，那是他的原名。那個年代楊仍活在大陸，統稱「附匪」學人，藝文印其書署其名的話，老闆嚴一萍就會被請到台北市愛國西路博愛路的警備總司令部「約談」，涉嫌「為匪張目」也。
一九八○年在成都參加古文字學術研討會，得以拜識楊老，他老人家個子不高，皮膚白嫩，大概不足月出生，顯得十分柔弱，深度近視，看名片像拿名片抹眼鏡般近，說話要靠到耳邊。上峨眉山要人背着才能上。後來在山西太原又相遇，我們還一起乘火車上京。途中偶問楊老，聽說令叔樹達先生是毛公老師，楊老說，湖南驅張（敬堯）運動時，楊樹達和毛公一起上京，楊是老師代表，毛是學生代表。楊言談頗大膽，並無半點攀附先帝之意，談及漢語拼音化問題與毛公指示，楊直言毛不懂。在那年代毛在大陸仍具無上權威，楊老摘帽右派之餘孽，竟敢公開講毛的不是：「好了瘡疤忘了痛」？
楊老，湖南長沙人。三代單傳，又是長房長孫，惟不足月生，身子較弱。自幼不出家門，由祖父楊孝秩授讀古書，後隨叔父楊樹達學習，兼拜黃季剛之門。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員，馮玉祥研究室成員，中山大學中文系講師。解放後任湖南《民主報》社長、湖南省政協委員兼秘書處長、湖南省委統戰部幹部、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和歷史系兼任教授、蘭州大學、甘肅師大中文系副教授、北京中華書局編輯、編審，並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一九八五年離休。
楊老家學淵源，經學底子厚，其《論語譯注》諸書，顯示出他對古漢語語法、虛詞的精湛研究，注解時着重字音詞義、語法修辭規律，以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考證周詳，表述清晰，深具學術價值之餘，對古代典籍的推廣和普及有極大建樹。清人整理十三經成就最高，獨春秋左傳較弱，楊老晚歲以一人之力勤加整理，終於整理出《春秋左傳注》這個較為完善的本子，九十年代初託友人遠道送來香港贈我，衷心感激。
楊老墨迹流傳甚鮮，筆者僅得一葉，是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山西太原所書：「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仰不愧於天，俯不愧然於人。」前句鍼勉之言，令筆者感激；後句復有夫子自道之意。在下仰之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