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商務印書館的淵源頗深，王雲五就是他推薦到商務擔任編譯所所長的。商務大事小情，胡適都參與其中。而其中一些人事糾紛，往往可以見到胡適居中調解的身影，如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就收有四通商務編輯華超致胡適的書信，其中涉及一件內部事務。
華超信中稱胡適為老師，他一九二一年進入商務工作，第一封信寫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其中談及「黃（應為王）岫廬現任總編譯部長」，因為聽說他是胡適推薦的，所以請胡適幫助介紹認識。從華超把王雲五的姓寫錯這一點來看，說明他剛入商務不久，還不了解情況。
第二封信寫於次年一月一日，提及王岫廬於一月一日正式接任所長職務。他則進入編譯所哲學教育部當編輯，部長是唐鉞，請胡適幫他介紹一下。然後說編譯所改革雖能完全實行，「而閩派的人拓殖太急，惹起常州派惡感。此中內情我數言不盡。」
第三封信寫於九月八日，說編譯所進展順利，「岫廬先生想常有信來，故不多述」。 然後提及他繙譯的《智力測驗》，請胡適幫忙賣給出版社，並請唐鉞校對。而九月十日和次年二月十五日唐鉞致胡適兩信都提及此事，說他不喜歡校對，「不過他同我是天天一起辦事，實在不好意思推辭。」看來華超與王雲五、唐鉞等的相識，都是胡適居中介紹的。
而最有意思的是最後一封信，寫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其中說「茲距萬里重洋，隔十八年時間而又上書于吾師者，誠有不得已之苦衷也，請申言之。」（胡適時任中國駐美大使）說他一九二一年迫於生計，到商務編譯所任職，王雲五對他加以提拔，都是胡適「一言之力也」。當時他初出校門，不懂人情世故，也不了解商務內情，「稍聞人言編譯所內有派別之說，即據實以告於吾師，推此原意，僅在轉達於雲五先生耳，全無挑撥離間之意。不意雲五先生即以此而引起誤會。事隔不久，即招學生前去問吾系何派，學生答雲吾無派別，坦白直言而已。竊意經此解釋之後，當可釋嫌。無如雲五先生對於學生總有些不信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停業，大部份職員解散。而他一再要求復職，而商務總是虛與委蛇。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方得商務協理，北大同學李伯嘉設法才重新進入商務。先在印刷廠當校對，未能進入編譯所。月薪僅九十元，比一九三○年還少三十元。一九三六年調入出版科圖書股，一九三七年二月加薪五元，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後改入編審部辭源增訂處，直到現在還是編譯員待遇。「是雲五先生不特不念學生在一二八事變以前對商務十一年之勞績，且其誤會似仍未消釋，誠憾事也。學生閱世未深，未知失恩於雲五先生者，究在何點。久思表白真相，伯嘉先生亦云宜託人說說。」所以請胡適代為向王雲五說項，解除誤會，重修舊好。「以便重入編審部並提高其待遇。倘有成就，誠沒世不忘之恩也。」
看來王雲五有些挾舊怨了，而他在館內名聲也不太好，正如王伯祥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日記中所說：「知雲五將離本館就世界書局教科部長職。果爾，則館中固少一人，在同人看來，卻是去了一個像醜，眼前清疏些。──我與他本無關係，更談不到恩怨，只是看他作派，宛然一丑角耳。」
不知道胡適是否為華超疏通，疏通結果又如何，只好留待異日考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