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約57街來香港大會堂教大師班，葛拉夫曼（Gary Graffman）把舞台變成鋼琴教室，點化指尖上的靈魂。
彈人生波瀾壯闊的年輕男生；手指跳躍如靈巧芭蕾舞步的少女學生。他不是郎朗，她不是王羽佳。難得84歲Gary在身旁，香港學生能得到一小時足本指點。
聽大師的公開鋼琴課，斷續鋼琴聲與他醇厚說話聲，是詩意的場面：音樂浮動，人需要變化，在一個漸漸轉變的基礎上，越來越雄渾。激烈的生命需要走到更遠的地方，才去想慢下來的理由。「Slow down. Everybody knows. It should be in a subtle way.」不要打擾別人，不要讓人知道。生命有高峭，平穩也真好，在平靜的漩渦裏，我們還是要等。後面的低音，吼着，提醒，高音的廻旋需要代價。「Feel it. As if you are dancing....」
Gary Graffman沉厚的聲音，像是要襯托年輕，帶人摸索，讓人感覺安全。而他的經歷，本身已是有趣動人的一課。郎朗與王羽佳是他學生，他早前來港出席香港蕭邦社舉辦的音樂節，在音樂會上演奏左手樂曲，也一連數天向本地鋼琴精英學生特別公開授課，其間接受本報訪問。
右手受傷後始教琴
半島酒店房間裏，睡床旁邊放了一部直立式鋼琴。記者一時忘形，要求他即席演奏一段活地亞倫電影《曼克頓》裏的開場音樂《藍色狂想曲》。
「不，用這部鋼琴？這是用來練習的啊。」從20歲至30歲，最少100場演出，專用鋼琴，跟隨鋼琴家。酒店裏的黑鋼琴，不能登場。《藍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原是作曲家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1924年寫給獨奏鋼琴及爵士樂團的樂曲，也是Gary Graffman右手出問題前灌錄的最後一首音樂作品。
「你右手是如何受傷的？」
「它出現的局部肌張力不全症（focal dystonia），即使醫生也找不出原因。大致是腦部向手指發出錯誤訊息，於是，不能做你想做的。情況發生在身體某一位置，有些人甚至不能睜開眼睛或是閉上眼睛。」他說好些有此問題的鋼琴家，99%都發生在右手。
「比如現在於酒店洗頭擦洗髮液，右手也會不受控制壓向頭。」他約在1977年近50歲時，先是無名指受傷，後來右手出現此毛病，手指神秘悸動在敏感的琴鍵上。
「最初彈錯音符，以為是自己練習不夠，後來錯音越來越多，就去見醫生。一小時三十分鐘的演奏，有20秒或是兩分鐘時間出現錯誤音符，觀眾都聽得出來。當你造詣神乎其技之時而仍然出錯，那是不太可能的。」
「出現此毛病時，你感覺怎樣？」
「最初想，可能我要多一點練習了。情況再壞，又以為是因為自己老了。」
「最初沒想到情況會轉壞？」
「不知道。後來，我停止兩手演奏，只彈左手樂章。但左手樂章畢竟很少，最後，我開始教琴。」
「難受嗎？」
「是與不是。當時已演奏30年了，20歲到50歲。」
「那時你正處高峯啊。」
「對。但我也已創造很多紀錄，若我25歲得此病，就更難接受了。」
「能說一下當時怎樣面對困難嗎？」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沒有去想它。」
「左手樂章跟其他樂章有甚麼分別？」
「哈，音樂就是音樂。不是說用一隻手彈奏，你就受到限制。」
「一隻手彈奏跟兩隻手彈奏的感覺總會有不同罷？」
「大多數音樂，例如巴哈樂曲的主旋律，你用右手彈奏高音符，當你只有左手時，就用拇指彈奏高音。心理上，這是很不同的，但幾個月後，這種技術問題就能解決了。」
Gary Graffman 7歲破格進入寇蒂斯音樂院，曾拜塞金（Rudolf Serkin）、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為師。30多年前，事業高峯之際，他寫自傳《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他對記者說，當時仍未明白自己患甚麼病，所以書中沒有提到患病經歷。此書中文譯版《我為甚麼要練琴》，去年在台灣出版。
短短一小時傾談，Gary Graffman平易近人，別人說他樂觀，記者不懷疑，說他是老頑童，則未見有人被整蠱。趕着離開房間時，在升降機內跟他再閒扯幾句。
「幾年前電話訪問王羽佳時，她有提到你啊。」
「她說甚麼？有說我壞話嗎？」他拉長臉孔扮一副緊張模樣。王羽佳不時跟他上中國館子。那位愛穿短裙開演奏會的鋼琴新星，比郎朗小約8歲。從富裕中國走出來的新一代，不再讓自己的人生埋葬在苦練成仙的境地。喜歡游水更喜歡自由的她，曾想過，若果不做鋼琴家，她會很希望做時裝設計師。
祖籍俄國的猶太裔星級鋼琴師祖Gary Graffman，父親是小提琴家，上世紀初俄國大革命逃到中國的一輩落難天才。曾在上海當交響樂團團長，後來到了日本橫濱，輾轉紐約落戶，Gary在紐約出生。
「3歲時父親要我學小提琴，但進展不大，4歲他叫我彈琴，一拍即合。其實，鋼琴很直接，找一粒A音，一下子就找出來，小提琴則很複雜。」
現在於紐約57街居住名人無數，跟Gary是街坊的學生郎朗與王羽佳，當年都是入讀蔻蒂斯音樂學院，他的學生還有張昊辰。要評價三個學生，他不以族裔國籍看他們的特性，但三個來自中國的年輕鋼琴明星，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學習能力非常快速，「一本書裏面有12首樂曲，教他們兩首，他們回頭再來，總是能彈10首或更多的。」
學生有野心有能力
教授音樂天才，不在技巧層面。來音樂學院跟名師學習的，是音樂的領悟與演繹。郎朗當年來到他面前，因為從來沒有學習西班牙樂章，於是Gary準備一套四本合共12首西班牙樂章，「他立刻就能把大部份的樂章演奏出來。」
「這些學生都充滿野心？」
「啊，問題是他們有能力，可以做到。」
「但藝術不是關於數量而是內容，你怎樣看他們的性格？」
「無論你在卡內基演奏，或是在大會堂演奏，沒有人理會你用兩星期或是用兩年練習。若兩人彈的一樣好，一人比另一人學習快三倍，能在更短時間預備更多，生活不是更容易麼？」
「藝術家講求能演奏有多好而不是有多少？」
「若果兩個25歲演奏家彈的一樣好，一個懂10首樂章，一個懂30首，那多總是比少的好了罷。」
在美國發展的猶太音樂天才，很明白藝術與商業的關係。郎朗名氣蓋天下，快將在香港有獨奏會了，最貴門票近1,300元，依然兩小時內全部搶購一空。現在買名家演奏會門票，如在內地買高級品牌一樣，價錢抬得越高，越多人要搶。郎朗本身是多種品牌代言人，在廣州創立私人藝術會所，傳聞入會費十多萬元，他已經讓人有商業奇才的感覺。在老師看來，這也就是學得快做得快比做得慢做得少的好處與結果。
中國人正開始在經濟上主宰世界，Gary Graffman看美國近百年音樂發展，與世界歷史脈絡有關。一直以來，流入美國的音樂天才，從戰時的俄國、五十年代的日本、六十七十年代的台灣與南韓、至文革後八十年代的中國，一代一代的音樂天才慢慢闖進美國，掀起一浪一浪的音樂漩渦，很明顯，未來美國以至世界主流古典音樂，都會由中國人主導。
「我們音樂學院鋼琴部房子不多，拓充了，每年從可挑選三人增加至五人。去年我們遴選115名鋼琴學生，選了五位，全都是中國裔。」其中一位是美國出生的中國學生，其餘都是來自大陸。
「你沒看過《金融時報》文章嗎？中國正學習鋼琴的學生有1,500萬人，還有另外的1,500萬人就是學小提琴啦。」他年輕時世界四處演奏，眼光看得很遠。
「1,500萬人中揀五個不難罷？」記者問。
「現在蔻蒂斯鋼琴部的，幾乎全是中國人，小提琴部，一半是中國人。」他笑着點頭回應。八十年代以後入音樂學院的，主要來自中國，但人口相對極少的南韓也有。相反，美國本土學校培養藝術的資源，不斷減少。為甚麼華裔佔優呢？
「主要因為華裔學生有龍媽（虎媽）啊。」其實，以前的年代，猶太媽媽、俄媽媽，日本媽媽，甚麼媽媽都是一樣的厲害。
「音樂學院這麼多中國學生學鋼琴有甚麼好處？」
「對我學習中文很有好處。」
老頑童心想甚麼，記者不能代言。但他從小就對東方藝術，有一種莫名的好感。小時候，父親帶他到紐約的博物館，一旦發現他走失了，只要到中國、日本或是印度的展館搜尋，就能把鋼琴小精靈找回來。
「自1958年以來，我幾乎每年都來香港一趟。」除了演奏，香港荷李活道被他視為中國博物館，六十及七十年代，能找到不少真正又低價的古玩，他收藏最多的是漢至明朝的瓷器，書畫也有。到過中國大江南北，西藏、新疆、雲南、貴州、上海、北京以至深圳，更不用說，每次都是個人「自由行」。
「我有一幅董其昌真迹書法。」他學中文，能讀出董其昌的名字，說起這幅真迹，一臉自豪。當年的右手挫折，靠他多樣化的愛好，如走過一串變調音符，一下子就轉折去另一個完美編章了。
記者：冼麗婷
攝影：陳奕釗 李家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