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寄來一份清單，列出送出作家簽名本二百卅五種二百四十四冊。館長施達理來函有這幾句：所贈圖書為國內、台灣及香港作家之簽名本，彌足珍貴，增益館藏，嘉惠藝林，本館當永久妥善保存。
那就好了，搬離居所前，把藏書都送了給城大，當時說好作家簽名本可轉送中大。他們都做到了，教人感到高興，放心了。還是圖書館負責人有此能耐，逐本書打開來看，有簽名本的便送往中大圖書館。
翻看那份清單，每個作家的簽名本顯示某年某月某日與他們見過面，把他們的作品拿出來請作家簽名。像蕭乾的《一本褪色的相冊》，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著作，見蕭乾那天，祇記得他的笑容，像個小孩子的笑意，不怎麼說話，笑得有點天真，一如他的作品，回憶從前，他的美好時光也就是他年輕時到國外的日子，是會忍不住就笑起來了。
然後是王安憶的《69屆初中生》、《小鮑莊》，八十年代至今，與王安憶見過好幾趟面了，她的作品是愈寫愈扎實，就是《香港的情與愛》差一些，上海人看香港的愛情故事，與看上海人的，到底有所不同。上一趟見王安憶，是她到香港來看她編的舞台劇，又是幾年過去。沒有她的地址，要見，或許祇能在某些文學座談會、她出席的頒獎禮了。
戴厚英的《人啊人》是當年文革後作家寫文革帶來的傷痕，故又稱之為傷痕文學，有說戴厚英當過紅衞兵，但那年代當紅衞兵的人何其多，戴厚英也是迫不得已吧，一如巴金在《隨想錄》所說，那是一個不敢講真話的。文革後才講心中話，難免心中有愧了。戴厚英在亂世活存下來，倒是在安穩歲月，死於非命，教人惋惜。
成英姝的《公主徹夜未眠》該是1995年的作品，九六年到台灣，她在書上簽名。並說要認真快樂生活啊，那比寫作更重要。那是新一代年輕作家的生活取向，生活比寫作來得有趣。近年再沒有看到她的作品，她是忙着享受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