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長假，最大的話題是中央電視台拍攝的一檔走基層調查節目。天南地北，記者背着攝影機拿着話筒到處問：你幸福嗎？
「你幸福嗎？」突然被問到的老百姓回過神，說：「幸福！咋不幸福？」這樣的回答佔了大多數，所以這個節目順利播出，而且冠名「十八大獻禮片」。不過，網上網下，真正給這個節目帶來收視率的是一些另類回答，比如太原清徐縣的一個農民工給出的「神回覆」。
面對記者提問，這位務工人員推托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這樣委婉的答覆沒讓記者滿意，他鍥而不捨，繼續追，「你幸福嗎？」中年打工叔上下溜一眼記者，回答：「我姓曾。」
這句「我姓曾」和「多名女性」一樣，成了眼下的關鍵詞，央視在後續幾天的幸福調查中，還有路人甲引用了「我姓曾」這樣的回答。而我看了幾期「你幸福嗎」，覺得有必要重溫尚．盧治和埃德加．莫蘭的《夏日紀事》了。
《夏日紀事》是半個世紀前作為「真實電影」的一部典範之作，巴黎街頭走着形形色色的人，尚．盧治的攝影機對着陌生人，他的問題和央視一樣：「你幸福嗎？」最先接受訪問的是錄音師瑪瑟琳，然後瑪瑟琳去問路人，「你幸福嗎？」有些人走開了，有些人傷感了，有些閃爍其詞，有些興興頭頭。最後，兩位導演把所有的受訪者召集在一起，讓他們一起看拍攝素材，請他們談，「真不真實？」包括瑪瑟琳在內的很多人覺得，這不真實；而另外的人認為，這過於真實。影片從尚．盧治和莫蘭關於「真實電影」的思考開始，最終結束在兩人關於「真實」的討論上。
對「真實」的警惕，是《夏日紀事》的一個貢獻，當然，「真實」問題對我們的電視台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高遠的目標。但《夏日紀事》提供的一個電影方法，卻是中央電視台攝製組應該學的，那就是，在你訪問普通百姓之前，先把攝影機對準自己，因為，央視的這個「你幸福嗎」調查最受議論的地方就是，受訪者和訪問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舉個例子，有一個訪問發生在浙江海寧，人山人海的錢塘觀潮景區，七十三歲的老人在默默撿瓶子。
記者：您收了多少個瓶子了？
老人：我現在是吃着政府啊，吃了政府的低保，六百五十塊一個月，政府好。
記者：您覺得您幸福嗎？
老人：啊？我耳朵不好。
依照攝影機的語法和邏輯，對着這樣一個老人提問「你幸福嗎」，提問者是承擔「挑撥」和「煽動」功能的，在《夏日紀事》中，我們也看到這樣的挑撥和煽動，藉此導演獲取「最富意義的時刻」。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回看這些「最富意義時刻」之際，受訪者毫不留情地向導演指出，這很下流，「有些人把自己的靈魂赤裸裸地剝下來去迎合某些下流觀點」。所以，半個世紀來，導演是否可以「挑撥」和「煽動」，一直是紀錄片的一個大議題。
回到央視的這個假日調查，任何一個中國電視觀眾都明白，記者的這個「你幸福嗎」是絕不敢挑釁也不敢煽動的，那麼，很顯然，這裏就剩下權力關係了。所以，好幾次，我們看到，老百姓對突然的發問並不熱情，但是當記者亮出身份後，有些人的態度轉變了，「幸福！咋不幸福？」
戀人之間，一個說，「我愛你」；另一個回應，「我也愛你，怎麼能不愛你！」羅蘭巴特認為，回應方可能有點狡猾，我不知道這個狡猾是不是也發生在有些人關於幸福的回覆中，但我相信，換個普通人去提問，答案一定不同。
當然，對於普羅，其實我們更希望的是，央視記者能把話筒遞給權貴和富人，問問他們：你幸福嗎？我敢保證，如此這個節目的收視可以媲美《甄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