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個有爭議的畫家，欽佩他的和指摘他的人都不少，畢竟他畫過「春冊」，而《金瓶梅》插頁正是他的傑作。對於他的生平，外界傳說紛紜，為了避免後人勞而無功的「考證」，且將一些被誤傳的以及鮮為人知的事實真相寫出來，也許對研究他的生平和藝術創作的學者及關心他的人，不無參考價值。
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年）父親生於浙江餘姚，一九八○年因肺癌卒於上海。本名國華，十歲時出嗣給叔祖母，她是個專收女生的義學校長。叔祖父早逝，她見我父自幼愛畫圖，於十四歲送至寧波上中學。叔祖母亡故後隻身來上海就讀於上海美專，後轉入新華藝專，打下了西洋畫的紮實基礎，但經濟上已不太好了，靠變賣家產維持，有時替白俄老師代筆在法國總會畫壁畫掙幾塊大洋貼補。最後一學期實在維持不下去而輟學，承蒙校方贈給畢業文憑。一九二七年考入南京國民政府總政治部當上尉宣傳員，次年任少校副官，隨蔡公時去濟南與日寇交涉，五月三日蔡被殺害，我父中流彈跳窗脫險。一九二九年辭去公職，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美術編輯部任高級職員，畫兒童讀物外銷南洋，筆名胡若佛。薪金頗豐，生活安定而積蓄不少，一家六口過得很好，據母親回憶認為是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母親小父親兩歲，生於富裕之家，長得白淨秀氣，粗通文墨，善女紅，尤擅長刺繡，但體弱多病。一九三四年，我母親及大姊小妹染上肺癆，大姊小妹相繼夭折。抗戰前夕，父親被辭退，先後經營過照相館、糖果食品店、兒童讀物書店、連環畫出版社，因不擅經營，均不到一年相繼因虧損而倒閉。後又在出版地圖的世界輿地學社任職一年，並開始學中國畫，筆名胡也佛。而「佛」與「空」本來是有聯繫的，加上錢櫃已空及以後的「色即是空」，啟用「大空堂」印章，並為畫室名。
父親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際，但朋友不少。口才不好，但常常自言自語，內容為假想與人交談時的對答。為人和藹可親，從不與人爭吵。勤奮好學很少閒着，除生病及在「幹校」勞動學習外，都在繪畫。其中有作品，也有習作，節日假日也不休息，每天早上四點到晚上十點，父親戲稱為「鳥叫到鬼叫」。退休以後也如此，每天臨宋徽宗《千字文》、懷素《自叙帖》開始，臨畫以珂羅版畫冊為主，按他自己理解着色，畫好後還裱拓好，極為認真。他說：「萬一後代有可造之才時作為教材，免得自行摸索而誤入俗境，致使糾正不過來」。一九八○年患癌症後，手臂發抖才停筆，因此最後的作品只有印章而無落款，父親就這樣畫了一輩子。
父親開始學中國畫時正值抗日戰爭初期，日本人喜歡中國畫，國畫市場繁榮了一段時間。自己得先墊付本錢畫好一批畫，裱好後租會場開展覽會出售，有山水、花鳥、蟲草、人物等，畫面着重「雅俗共賞」。但由於年輕筆力弱，且少創新，因此不論展覽會或以後的寄售，常賣不出去而入不敷出。幸而有一位畫商汪老闆，長期訂購我父的作品，一天一張六尺中堂，從此「鳥叫到鬼叫」成為習慣了，以後如有一天不繪畫，精神上就有說不出的難受。每天筆潤收入維持生活，但我母親醫藥費及我與姊的學雜費，還得當母親病情穩定時為戲劇用品社做一些刺繡及為印刷廠接一些黏信封之類的零活以增加收入，不得已時也向親友借貸。但父親深知「救急不救窮」的道理，已到了貧病交迫時救窮只能靠自己，於一九四五年前後，開始畫「春冊」扇面。當時我剛滿十二歲小學畢業，開始對我進行「擇業」教育：「單憑繪畫不能養家餬口的，身處亂世在生活無着落時萬萬不可當職業畫家，應該當餓不死的醫生，在生活不成問題時，有興趣時當個業餘的尚無不可。」因此我家繪畫只有一代。
父親繪畫的環境不好，畫室兼作住房為一間十五平方米的朝南房間，木地板，無任何衛生設備，幸而陽光充足，南北通風，冬暖夏凉，用一塊幕布隔成前後兩部份，前半部為畫室兼客廳、餐廳，晚上供我與姊打地鋪，後半部為我父母卧室及衣櫃雜物堆放之處。還有兩種隔離需解決，一種是肺癆傳染隔離，除用具分開外全家食用大蒜及加強營養；二是「兒童不宜」的隔離，除了母親嚴加看管外，父親採取了子女上學與在家時間錯開，安排畫面背景與人物的繪製，實際上長時期的防範是防不勝防的，結果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父親繪畫的思想活動由於他的沉默寡言及我的年幼，是不可對我談論的。但文革時在「幹校」學習的心得中關於藝術觀是這樣說的：「繼承前人的藝術遺產，即使中國畫有缺點，只能採用以西洋畫之長彌補國畫之短，切忌對西洋畫生搬硬套來作中國畫，會成為不中不西、非驢非馬」。有關「春冊」，他認為「這自古以來就有的」。明唐六如、仇十洲對他影響較大，特別是見到唐六如的詩句「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後，為解脫生活中的困境，不再猶豫，刻了「寧天下人負吾」的印章，有得罪於天下人的想法，而走上春宮畫家的道路。父親繪畫要求甚高，貫穿着「從眼高手低到眼高手不低」的思想，對於畫卷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均要求最好的。對人物要求更高，如人物的頭髮要細密而又平行，所用印章均出自名家之手。自「春冊」畫開始後，影響不小，連冒名仿造的也有，家中經濟明顯好轉。當時有一張小報寫道：「……筆潤很高，以金子計價的，為了要繪極細的線條，眼睛已高度近視……」實際上即使退休以後也不必戴眼鏡。而筆潤的收取是當時物價一天三變，一有收入需立即買進生活用品或金首飾保值。定價的標準按一両黃金畫三張，需時約兩個月。一九四九年前後，連環畫出版事業開始有起色，父親受聘於燈塔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公私合營轉入新美術圖畫書店，後復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於一九五八年去「朵雲軒」水印木刻社任勾描組長，為趕超北京「榮寶齋」木刻水印功不可沒。因工作需要，接觸大量古畫真蹟，以山水居多，對古人文藝遺產的研究，追求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工作下班後業餘時間，與年青時商務印書館時的老同事張令濤合作，以胡若佛、胡丁文、胡新、胡強為筆名，先後為北京、朝花、天津、河北、上海等人民美術出版社，繪製古裝連環累計廿餘種。經濟收入甚好，加上戰後肺癆已非絕症，我母親終於痊癒。
父親繪製「春冊」後付出的代價以及「悔」與「改」的情況：一九四九年土改時，叔祖母遺留下的房子十七間分給了鄉民，父親沒有被評為地主，父親誤認為是地主，並自己填在履歷表上（直到文革後才糾正為自由職業者）地主成份，加上畫「春冊」的罪名，換來了在文革期間被批鬥百餘次的代價。至於「改」，早在一九五二年已遵照上海公安局北站分局通知：「按解放前民事案件免予處理，但畫稿原件需全部收回上繳銷毀，具結今後不得再畫。」此後父親確實沒有再畫，甚至連工筆仕女也極少畫了，最多不超過十幅。為收回《金瓶梅》插頁上繳，父親去買主家，買主是銀行家周先生，他客氣而無償的交還。父親一生中在生活瀕臨絕境時感謝兩個人，一個是汪老闆，另一個就是周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