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十月二十八日，包遵信先生去世轉眼就整整五年了。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仍記憶猶新。在此之前，包遵信這個名字早已如雷貫耳。在大學時代，他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像寒冬過後的一聲春雷，給生長在封閉國度裏的年輕人帶來新思想、新觀念和新知識。我想，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大學生幾乎是無人不曉「走向未來」的吧！因此，說包遵信是我們這代人的思想啟蒙者決不為過。當我為制訂上海文化發展戰略進京，友人說要替我介紹小老包（朋友圈內對包遵信的稱呼）時，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第一次見面是在景山公園旁大石作胡同內的《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包遵信從一部舊汽車上跳下來，穿着一套皺巴巴的西裝，皮膚黝黑，個子瘦小，嗓門大，語速快，其貌不揚。與其說是個學者，不如說更像一個剛剛暴發的「農民萬元戶」。這和我想像中的老包實在是大相徑庭。在我的心目中，他這樣一位飽學之士應該是風度翩翩，氣度軒昂的。且不說他當時一手主編《走向未來》叢書和《中國哲學》、《讀書》雜誌所產生的影響。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包遵信從一九六三年起就在《歷史研究》、《哲學研究》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中國思想史論文約百萬字。這樣的學術成就當時在他那一代學者中誠屬鳳毛麟角。我向老包介紹了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活動，說明了來意。告訴他，我們打算在北京召開一次中青年學者座談會。他二話不說，就拿過一張紙趴在桌上寫起邀請名單來了，並自告奮勇代為通知。儘管我覺得有點兀然，但仍心存感激。靠我自己要在短短兩三天裏找到這些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年春，我進京去邀請一批專家學者參加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孫長江對我說，「最近小老包出事了，躲在家不大出門。你們還能請他去上海開會嗎？」我說：「老包是幫過我們大忙的。只要沒進監獄，我們邀請他的決定不會改變。」原來鄧樸方的殘疾人基金會要辦華夏出版社，請來包遵信籌建。老包大手大腳花錢慣了的。出版社還沒辦起來，亂七八糟的錢卻花了不少，且賬目又不清楚。這下惹惱了鄧公子，揚言要法辦他。一九八六年的鄧公子是何等人物，難怪朋友們都為小老包揑一把冷汗。包遵信到上海開會期間，我安排他大會發言，讓《文匯報》記者採訪他，用意是想替他恢復名譽，因為當時有關他的流言太多。另一方面，會議期間，我們幾個朋友商量着如何幫小老包過關，最後說定讓孫長江和胡德平出面找鄧樸方私了。後來鄧公子總算答應不再追究了。
經此一事，包遵信在北京有點意興闌珊。我們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正在籌辦《思想家》雜誌。老包聽說了，就找到宣傳部長潘維明想來上海當主編。小潘不假思索地滿口答應了。我知道後就對小潘說：「我們辦這份雜誌的目的是讓上海有個自己的思想平台，不必完全依賴北京的報刊。結果你又去找個北京學者來當主編，豈不等於承認我們上海思想界確實無人。如此，我們要如何恢復上海在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地位？」小潘也覺得我言之有理，但如何向老包交代呢？我說：「你就別管，我來處理。」結果，我以戶口和住房難以解決為理由，婉拒了包遵信的要求。後來有人把內幕告訴了小老包，他就此對我有些不滿。
不久以後，全國範圍內開始「清除精神污染」。有人指摘那次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市委書記芮杏文要我針對那些人指摘的問題作一次實事求是的回應。有人揭發包遵信在會上提倡「全盤西化」。我回應道：「全盤西化」不是包遵信提出的，早在五四運動時就有人提出了。包遵信在會上只是說，引進西方思想文化不要懼怕「全盤西化」，因為實際上也不可能全盤西化。不料我撰寫的這份內部簡報被別有用心者複印了拿給包遵信，以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老包沒認真看過這份簡報就暴跳如雷，在北京的朋友圈中見人就說，「小魏當初請我們去開會，現在為保自己，把自由化的責任都推給了我們北京去的人。」長江老師打電話來查詢，我告訴他來龍去脈。於是他就去勸阻小老包別亂說話。老包弄清了真相則連呼上當。一九八八年五月，我陪王元化去北京參加《新觀察》和《文匯報》聯合召開的紀念五四討論會。小老包來賓館看望元化，我們再次見面。他說要向我道歉，我知道他為人豪爽大度、向來直言不諱，也就冰釋前嫌了。
再見包遵信已是九十年代末，我在香港《明報》當主筆的時候了。有一次去北京見到孫長江。那年包遵信剛獲自由，在家杜門不出，許多以往的熟人也避之唯恐不及。長江老師劈頭蓋腦就是一句話：「你去看過小老包沒有？他現在很困難也很孤獨。」我答應去看包遵信，他馬上就起身打電話替我約時間。找到老包在塔院社區的寓所時，遠遠見到他在陽台上等候。上樓進屋，劫後重逢，恍如隔世，淚眼相望。小老包告訴我：從監獄裏出來，原先陳希同還準備把他安置到首都圖書館去。陳倒台後，再也沒有人提起此事了。如今生計全無着落，只能靠妻子的微薄工資維持一家大小的生活。我勸他重操舊業，做做學問。老包說，現在一無圖書資料，二無報刊敢於發表他的文章。我說：「那你可以給海外報刊寫點文章。我在主編《明報》的言論版，你就給我寫稿吧，也可幫補點家用。」後來我約他寫一篇紀念北大建校九十周年的文章。他寄來文稿，我發排後，編輯說是十年前的舊稿。他還找來北大校慶八十周年紀念文集作證據。此事弄得我哭笑不得。
二○○四年的一天，我去北京出差返港，剛到機場就收到友人張妉丹小姐的短信，說包遵信突患腦栓塞，不省人事，進了醫院搶救。想到老包家經濟拮据，一定很難負擔醫藥費。回到香港，我就馬上聯絡幾位在海外和他相識的朋友捐款，託張小姐設法給包家送去。不久，小老包居然奇蹟般地活了過來。我再去北京時，約他和孫長江、龐樸喝酒聊天。那天我有車就順便去接包遵信。過了約定的時間，他才興冲冲地回家，說是被「政治新秀」潘岳邀去商談政治體制改革。老包呀老包，日子都過得捉襟見肘了，還像當年那樣想當國士，為政客們出謀劃策。真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當夜小老包邊喝邊罵邊哭，我們誰都攔不住他，直到一醉方休。
五年前，突然傳來包遵信逝世的噩耗。當時我因俗務纏身無法前去向老友作最後的告別，只得拜託董秀玉大姐為我送去賻金和花圈，並承諾替小老包在香港出一本文集。以包遵信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力而言，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者。北京學術圈每一次重要活動的組織者幾乎都少不了他。人們經常可以看到黑瘦的小老包，提着一隻舊皮包，馬不停蹄地從這裏跑到那裏，一天主持好幾個座談會。每個座談會上，都少不了扯着大嗓門發一通高論，喝幾杯濃茶，抽幾支勁煙。他身體不好，有時累過了頭就吐血。吐一灘血，抹抹嘴，喘一口氣，又出去奔波了。他的安徽老鄉丁學良說，小老包不算是頂尖的學者，但卻是頂尖的學術活動家。其實，以包遵信的才學識而言，如果沒有那副憂國憂民的熱心腸，又何嘗不能成為頂尖的學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