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世界第三大河流，四千五百萬年間，它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興衰。從前長江令人敬畏，如今三峽卻一直被改動，人類不再恐懼大自然了。九四年三峽工程開工，數千年來沿着它生活的人民，遭逢巨變。長江無言，但攝影師曾年鏡頭下記載的河流，卻有千言萬語。 記者：何兆彬 攝影：潘志恆
人需要敬畏
「你知道楚國宋玉嗎？他是屈原弟子，曾寫過一篇《神女賦》、《高唐賦》，非常有名，寫得很美。宋玉在《高唐賦》中記述，有一天楚懷王去了雲遊高唐，晚上睡覺，有一神女來主動獻身予他。懷王問：那以後我怎樣可以見到你？女說：我朝為彩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自此，「巫山」、「雲雨」等字，都帶曖昧。曾年指着他的新書《沉默的河流 三峽的河流》中一幀照片，這黑白照片上，遠景迷迷茫茫處有幾座大山，還算浪漫，但近景是個破爛廟頂，上有一高架鐵路，橫江而過。這是扇沱王爺廟，也就是賦中的高唐、巫山一帶。這本書，收錄了曾年十七年來鏡頭下的長江，人民生活面貌的改變。
書中其中一章，江水上漲，看到快把神像淹過，嚇了一跳，三峽工程下，諸神都不保了，「我重返雲陽，看到長江不流了，然後，這個唐代的封廟本來被毀了，在文革以後又被重建，漲水以後又淹掉，現在變兩個下岩寺了……寫到最後，我提的問題，是人需要有個敬畏，不敬畏的話，會出問題的。虛雲法師說，人心若無敬畏，無惡不作，禍亂而成。」雖然作品具批判性，談到三峽工程的得失成敗，曾年說自己也在反省：「其實我也在自我檢討呀，我為了幾張照片，封面這個人，千里奔行，無所不用其極！我的邏輯，跟對自然不敬重的邏輯是一樣的，所以我沒資格說甚麼，今年我往返法國跟三峽，就有三次。所以談到對大自然的敬重，其實我本身就做不到！」
長江水手
很多人拍過長江，但曾年與一般攝影師不同，他與長江的淵源很深，移居巴黎多年的他，童年就在江邊生活。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曾年：「隔江就是指長江，秦淮就是南京。我1954年在江蘇無錫出生，3歲到了南京。我對南京最早的記憶，就是父親帶着我，第一次帶我去坐輪渡，然後又坐回來，我印象很深。那叫中山碼頭，我們坐到渡口，再坐回來。」算起來，曾年今年58歲，一生都與長江有緣：3歲到南京、16歲開始在長江當水手、30歲到了北京，輾轉到了巴黎，當起攝影師，卻又因為工作回到長江，一直拍到現在。「我是1971年1月份在長江當水手，當年16歲。剛開始去的時候我在駁船工作，駁船沒有動力，只是載貨，我那駁船不載貨，它載石頭，因為碼頭在江水衝壓之下，會造成塌方，所以需要石頭整固。當時1971年就有大型的塌方，因為當年北方有煤，南方沒有煤，所以北煤南運，17號碼頭能把火車車廂翻過去，把煤倒進千噸以上大駁船。如果17號碼頭塌了，北煤南運就要停了。」71年時值文革，少年時代，書當然不用念了，「書沒有念完，也沒有書念，有一批學生去了煤壙，另一批人去了軍工廠。當水手的生活很苦，簡直匪夷所思，他們根本不讓你睡覺，你去船上工作，他一星期才讓你回家一天。其他時間都在工作，船上年輕人有四個，還有一批老的水手，大家輪流睡覺。這樣子我一做，就做了十個月，之後去了一條拖船，叫『永紅號』。」
搶回來的相機
父親是畫家，又是大學教授，生他時已屆耳順之年，在小資文藝家庭長大，曾年自然受影響，「小時候自己去買一點相紙、顯影藥，等天黑就在家裏冲洗照片。」相機哪來？「共產黨來了以後，最愛把人分等級，我爸是教授，等級就比較高，高級的還有老紅軍，都住在比較高尚的地方。我們住的周圍，鄰居有些小孩是當紅衛兵的，他們可以去打人，去搶東西，他們把相機搶回來，我就去借來玩。」你有當過紅衛兵嗎？「我太小了，第一我當不上，第二，父親是老紅兵才當得上。共產黨把人分成不同階級，階級鬥爭你聽過吧？」這個拿國際新聞獎的攝影師，最初接觸的相機竟是搶回來的。
既是小資產階級，文革來了當然被批鬥，「父親被關起來，人去樓空，母親自殺了，她是1968年10月份死的。」當水手的日子，母親剛被迫死三年，年輕的小伙子年年睡在船上，「當時心靈上孤單，但人不孤單，幾個年輕人常在一起。」當水手以後，有了一點收入，他就買了一台蘇聯機，開始拍攝，同年紀的少年之中，曾年也不謙虛說：「這方面是比較出類拔萃了，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會拍攝，會洗膠卷，會印照片。」30歲時，父親偏癱，因為在北京有一房子，就舉家搬到了京城裏休養，「但認真的想當攝影師，是到了法國以後。」在北京時，他認識了由法國來京學中文的法蘭西年輕女學生，二人1984年結婚，然後到了巴黎生活。曾太太後來再進修，讀博士，目前是巴黎東方語言大學的副教授。
長江斷流
1988年去了法國，他才開展攝影師生涯，當然不容易。起初太太幫他搭上了SIPA（國際圖片社），「起初不順利。我要到1994年攝影事業才有較大的定單，去拍大選題──6-20頁的版面，我記得第一個選題，是拍西藏的淘金。這在95年出版了，我的攝影事業就開始進入軌道了。」1996年，他在美國攝影界開始有點名聲了，接到了《紐約時報》的定單，要他拍長江，「因為94年三峽開工了，找華人拍比較方便。我第二次去，1996年9月份的時候，我就決定要把長江發展成為一個個人系列。當時我帶兩個、有時是三、四個相機，拍膠片（菲林）。」他在2010年先在法國推出過法文攝影集，去年認識了深圳的中和出版，就談起了推出中文版。拍了多年，拍到水淹古廟，再目睹長江斷流，他說的確很震驚，「河流河流，就是要流嘛！我很震驚，但無所謂悲或喜。人類如今也需要空調、要電，搞不好這些電就是來自三峽的。我沒有資格評論，但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到1994年，如果我像在法國一樣，有投票權的話，對於三峽工程，我投反對票！」
後記
由96年因工作重返長江，到現在出書，曾年對長江、對國家、對攝影的感情都十分複雜，打開電腦，給記者看他新作時，他順道開了一張在中國網上瘋傳的照片：一個女人軟癱在床上，旁邊有一初生嬰兒，血肉模糊，未知生死，「這就是國內的『強制生育』，這張照片可能只用個電話來拍，但影響力很大，比我的照片影響力都要大了。以往我們要拍照不容易，但如今人人能拍，我叫這做『照片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