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初，我到北京的京西賓館參加了一次長達一個多月的會議，白天談中國問題，晚上看港台和外國電影，有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日本電影《幸福的黃手絹》。看完電影，大家再吃夜消。
《幸福的黃手絹》的主角島勇作由高倉健扮演。影片描寫個性格倔強的煤礦工人島勇作，因故被判刑六年。為了愛，島勇作逼着他妻子離婚。剛剛出獄的島勇作，在離開監獄時，給他已經離婚的妻子寄了一封信，告訴她自己出獄的消息。他非常想知道她的情況，兩人約定，如果她還是獨身一人並在等着他，就在家門前的旗杆上掛上一面黃手絹。如果他回到家門前，沒有看到黃手絹，將永遠地離開。《幸福的黃手絹》對愛情、同情心和人性的描寫，與文革時期的生活適成對照，大家看後印象深刻。這些電影，當時在外面沒有放映。我們二十餘天的會議的前半段就是在這樣的寬鬆、輕鬆、放鬆的氣氛下召開的。有人說，這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出氣」就是在會上放心地「批毛」。
這次會議稱作「理論務虛會」，是葉劍英建議召開的，由胡耀邦主持。參加會議的是所謂「理論界」人士，還有新聞界、文藝界人士共一百多人，有于光遠、鄧力群、胡績偉、張光年、黎澍、楊西光、王若水、李洪林、蘇紹智、馮蘭瑞、張顯揚、王貴秀、于浩成、孫長江、郭羅基、阮銘、熊復、吳冷西、張平化、胡繩、呂正操、廖蓋隆、范若愚、溫濟澤等人。會議分五個組，五個組裏，每個組都有幾個「凡是派」代表人物。在開全體會議時，胡耀邦作了三次講話，鄧小平作了一次講話。我被邀參加會議的原因是，在這之前三個多月，《光明日報》刊登了我寫的中篇「哲學幻想小說」──三個法庭：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實踐法庭，我在這篇文章中呼籲為「天安門事件」翻案。
「理論務虛會」開會時，華國鋒是黨的主席，但剛剛開過「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開始掌握實權。會議的目的是批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第一天開幕式，胡耀邦報告話聲剛落，周揚就從鄧小平家裏匆匆趕來，傳達鄧小平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所以，會上大家暢所欲言，第二天，每一個人的發言，不經任何刪改就印成簡報。無論大會小會的發言，每人都可以看到。今天看起來，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毛澤東去世後第一次大規模的非毛化會議。除了沒有人為劉少奇翻案外，會議上一個個發言列數毛澤東的錯誤，認為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統統是毛澤東左傾路線的產物，造成的冤假錯案，都應該徹底平反。張顯揚、王貴秀給會議提供了一篇〈「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提出和演化過程〉的長篇文章，會上又做了長篇發言，批判毛澤東晚年思想。李洪林發言批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北師大的齊振海講了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我發言談了「廢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問題」。我所在組的「凡是派」代表人物就是後來的社科院院長胡繩。我與阮銘、胡繩在同一小組，在小組會上，阮銘言辭銳利，批胡繩時的激烈聲調，我覺得就像解放初鬥地主一般。
這次會議也是胡喬木、鄧力群與會議大多數人分歧的開始。一九五九年《紅旗》雜誌刊登了康生一篇關於「同路人」的文章，是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紀念文章，題目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路人？〉。會上有人要批康生。這時，鄧力群就在「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上發了一封信。信上說：「該文是我提議寫、我出的題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許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執筆，兩人共同討論修改，最後由我定稿。文章寫作前和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找康生，請他為紀念國慶十周年寫篇文章，並且寫這樣的內容。他起初表示，沒有甚麼要寫的，不願意寫，後來同意寫這樣的文章，但是不願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後，我又找他，請他看看，並建議用他的名字發表。最後，他勉強同意了。關於文章本身，他沒有提任何修改意見，沒有加一個字，也沒有改一個字。」鄧力群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賬上。」當然，鄧力群「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賬上」說得很好，但也正是鄧力群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鄧力群與康生的關係和一貫的政治態度。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一書中，提到這件事還說：「後來，王若水、嚴家祺說，鄧力群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寫信制止批評康生，會後不讓批評康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鄧力群是一個「理論棍子」，理論務虛會上自由發表意見的人，特別是王若水、李洪林、張顯揚、郭羅基、孫長江、阮銘等人，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一個一個地打擊。
當會議的多數人興高采烈地批毛時，胡喬木、鄧力群卻不高興。鄧力群在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個春秋》裏說，「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據鄧力群說，鄧小平「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二十多天的漫長會議，就像《幸福的黃手絹》的主角島勇作剛剛出獄一樣，期盼着看到「幸福的黃手絹」。一路上，島勇作忐忑不安地期盼着盡早回到家，卻又擔心看不到黃手絹。「理論務虛會」的大多數與會者，可以說是從毛澤東時代「思想禁錮的監獄」剛剛出獄的人，大家同樣懷着不安和期盼的心情。不安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的陰影沒有消失，期盼的是，希望見到一個思想自由的、幸福的新時代。
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記者就當時西單民主牆的情況為會議提供了一期簡報，名為簡報，實際上有幾萬字長，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的各個民刊和觀點。《北京之春》是當時的一種民刊，籌辦《北京之春》的會議是在社科院後面的「北牌坊胡同」召開的，因為我寫《四五運動紀實》時訪問當時「天安門事件」的參加者而認識王軍濤，王軍濤的籌辦會我也去參加了。那一天，我正好從哲學所內部發行的書中買到了一本《布拉格之春》，當討論刊名時，我提議為「北京之春」。周為民和王軍濤是《北京之春》的主編和副主編，與我一起編《長城報》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廠的情況，他幾天內就印好了一期鉛印的《北京之春》。既然「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上系統介紹了西單民主牆，我就光明正大地拿了幾十份鉛印的《北京之春》發給了與會者。七十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在北京只有一種民刊是鉛印的，也只有一種民主牆刊物，進入了「理論務虛會」會場，這就是《北京之春》。
會議開了二十一天後停了一個多月，到再開時，各省市的有關人員參加，規模擴大了。鄧小平不滿意「理論務虛會」，但因會議開始時他說「不設禁區，不下禁令」，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時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進一步發展。魏京生在西單牆上貼出了批評鄧小平獨裁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成了鄧小平扭轉政局的一個藉口。在魏京生貼出大字報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鄧小平就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堅決地制止非毛化運動的發展，也使華國鋒、汪東興找不到反對鄧小平的藉口。那些在會議上大談毛澤東錯誤的人，看到鄧小平揮舞起「四根大棍」來了，三天後，會議匆匆結束。
胡喬木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起草人，胡喬木和鄧力群也一直用這「四根大棍」來打擊「理論界」的人。但到一九八九年初，胡喬木說出了他心底的看法。他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歷史不會完全重複。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以新的形式出現了，這就是八十年代的「清理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更嚴重的是，鄧小平講話後，中國政治氣候大變，民主牆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徐文立等遭到逮捕判刑。當胡耀邦的支持者一個一個被胡喬木、鄧力群和王震敲掉時，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自己也垮台了。
一個胡喬木，一個鄧力群，追隨鄧小平的結局是，「六四」後，胡喬木受到冷落，胡喬木自己否定了「四項基本原則」。據香港《爭鳴》今年四月號報道，現年九十七歲的鄧力群則提出了退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