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政策組早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香港人對社會公義的關注日益增加。在本港各大報章中，單是提及社會公義的次數，便由九八年的每年十三次增加至一○年的每年四百次。可是，促進社會公義，從來都不是易事。
中央政策組嘗試用學術的角度去剖析社會公義。他們認為，社會公義可以分為「程序公義」、「分配公義」和「互動公義」。而當中，「程序公義」在香港人心目中是構定社會公義的最重要元素。似乎實踐程序公義，可算是達致社會公義的重要基石。然而，說到程序公義，最有力的反例不得不提盧婆婆入稟暫緩港珠澳大橋的案件。如果香港人真的如斯重視社會公義，又何以不尊重這位香港公民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呢？「分配公義」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稍次，反例更比比皆是：老人生果金、綜援問題等。
社會公義真的有必要嗎？就算只看此命題，想必也能引起一番爭論。幾星期前，菲律賓駐港大使就兩年前人質慘劇，呼籲港人站在菲律賓角度去想，我們則批評他麻木不仁、罔顧公義。無獨有偶，早前外傭居港權一案中，不少外傭投訴在香港受到了港人難以想像的煎熬。香港人對此的回應出發點仍然是站在「香港政府只服務香港人」的假設上，外傭無權侵佔港人的既得利益。試問人世間誰不自私？人總是理直氣壯地保衞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在感受到不公義之時，我們才意識到社會公義的重要。
談到人人自私，便不得不重溫一下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的「混沌之論」，他要諸君靜思，如果要全世界人聚在一起拋棄國家、家庭、財富、人脈等前設，並建立一套福利系統，有人會希望自己沒有社會公義的保障嗎？每個人背後也有自己的故事。當然，我們不可能聞盡每一個辛酸或幸運的故事，再去判斷對方是否需要協助；但如果我們能夠對社會公義有起碼的共識，包容對方的不同，不問因由伸手助人，至少到大難臨頭要人援手時，仍不致被人嘲笑。
由此可見，絕對需要社會公義。「程序公義」、「分配公義」和「互動公義」，都是社會公義的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如果有人真的以社會公義之名作不義之事，問題未必一定出於社會公義，而在該人本身。那我們需要的，不是改變香港法律，而是根治香港人自私的性格。
陳宗堯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