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為人一貫耿直，1948年他對胡適在北大教授會上提出的大學10年規劃說怪話，引得胡適在日記裏發脾氣。其實胡適對向達多有幫助，如幫他審核譯稿、給西北考察籌款、支持開辦敦煌展覽等等，所以向達極為感激，49年以後向達迫於批胡的形勢，才說他們是一般校長與教員的關係。而向達的風骨，可以從他與吳媁交往上看出來。早年向達與吳媁在西南聯大時是同事，很是投緣，等吳當上北京副市長後，請求接見者無數，向達卻不上門了，因為他對這些民主人士不大恭維。據周清澍回憶，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向達和哲學系主任鄭昕共同檢討了一個問題：他倆都是北京市人大代表，由於瞧不起副市長吳媁，每當吳報告時就溜出會場上廁所。而到吳文革落難、門可羅雀之時，他又去吳媁家裏串門了，對老友的安慰可知，沒想到不久他也遭難了。2008年拜訪楊憲益先生時，自己特意問起向達，楊先生說，他們是在牛津讀書時認識的，當時向達和錢鍾書十分要好。而向達在北大歷史系時的冤家對頭就是翦伯贊，因而倍受排擠，十分不得志。今年初在呂大年家看到向達用毛筆簽贈給他外祖父呂叔湘的初版《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還是毛邊本。那漂亮的小楷，可想見其人風範。大年說向達和他外祖父是南京高師的同學。在英國留學時，呂叔湘和向達、楊憲益、錢鍾書等人常常見面，他們二人還一起去巴黎和柏林等地遊歷。而向達的直率、口無遮攔，自然就成了反右對象，他「執弟子禮」的陳垣1957年10月11日批評「右派分子」大會上發言，批向達「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頂大帽子可以置人於死地，可謂落井下石！向達對自己的藏書很重視，因為他一生積蓄都在裏面。而一到生活拮据時，如在西南聯大時，據陳寅恪1940年3月12日致友人劉節信中說，昆明米價太貴，「向覺明兄在此亦每月虧空矣」，他就考慮賣書度日。在籌劃西北考查時，在給曾昭燏信中屢提及，可以賣書籌款。到他文革落難時，也囑咐家人可以賣書維持生計，沒想到他全部藏書在文革時卻都被紅衛兵抄走，並存放於倉庫。文革後期，政府發還抄家財物，而向達被抄的書，並沒退還家屬，而是由北大圖書館花二萬元收購。但還有相當一部分遺漏，因為向達藏書2000年前後散出很多，潘家園、北大地攤、中國書店當時都有不少，估計是從那個地方散出的。08年底在北大書攤淘到本英文《馬克思談中國》（1951），是北大圖書館的剔除書，後面借書卡上有1954年2月20日向達的借書簽名。據汪敬虞回憶，嚴中平從英國帶回英文該書，發現國內還沒譯成中文，就同他合作翻譯，後來分期發表在1953年的《新建設》雜誌上。這幾篇譯稿，在發表以前就經過向達的細心校閱。向達後來還專門寫了《馬克思著論〈亞羅號划艇事件〉中譯本補注》一文，考證馬克思所徵引的某些史實。向達在學術研究上的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給譯者很大教誨。看來向達借閱該書的緣由就清楚了。向達本人及其藏書的曲折命運，折射出太多的時代悲劇了。來稿請電郵：mailto:[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