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的議題討論多時，眾聲喧嘩之中，國教科推行模式與內容被反覆檢視，但其核心內涵──「國民身份認同」卻少有人提及。
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凝聚民族情緒是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關鍵，凝聚來源可分為︰權力威望（power prestige）與文化威望（cultural prestige）。權力威望所建立的身份認同與專制制度一脈同源，旨在以量化的、簡單明瞭的個人或組織成就來證明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從而說服下層群眾服從於上層人物，以及既有的等級制度。從愛國電視劇中毛澤東那戰無不勝的軍神形象，到中國以每塊金牌六億元的代價，全力催谷的奧運獎牌榜等，均屬此類。權力威望以個人或組織成就作凝聚民心的焦點，有鞏固政權之效，但在教育水平較高、經濟較發達的地方卻難以奏效。
相對而言，一戰以後的歐美各國多以文化威望，代替權力威望來凝聚國民身份認同。多年來希臘作為「西方文明搖籃」的歷史優越感，以及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反封建口號，均屬此類。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儒釋道三家合流的哲學成就比起古希臘哲學先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本是連結中港兩地，以至台灣二千萬同胞的文化凝聚力。然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累積多年文化威望一掃而光，文革後內地某些為政治服務的學者，更刻意把李自成、洪秀全等奉為農民革命英雄，把抗戰歷史肆意歪曲，致令中港台三方難以凝聚於共同的民族記憶之下。故此，雖然近年中國以和諧為口號，於外國設立為數眾多孔子學院，可是文化威望難以一朝一夕重建而來，欠缺文化威望的孔子學院，大多只能淪為廉價普通話培訓中心。兩岸知識份子一直期待的中華文化復興，至今仍未能實現。
那麼，現實中有否同時建立權力與文化威望的捷徑？有。韋伯指出普魯士與日本，均是通過戰爭（德國統一戰爭及日俄戰爭）來宣示遠較鄰國優越的文化與權力威望，凝聚單一民族為主的身份認同，進而晉身至二十世紀強國之列。回看歷史，二戰時前的日本便曾以驅逐殖民政府，建立「亞洲人的亞洲」為號，強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把民族主義擴充至全東亞，最終卻令日本與東亞鄰國死傷枕藉。正因如此，經歷過民族狂熱的日本於二戰後以維護平等、自由與和平的捍衞者姿態自居，換取政權的合法性。
同一道理，保釣運動通過外敵來建立有效而持久的身份認同，四十年來成功超越了中港台三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分歧，把各地民眾的焦點連結起來，但這種民族情緒被煽動後往往帶來嚴重的社會內耗，最終付出的代價更可能遠超想像。再者，在外國記者眼中，一百年前義和團赤手空拳，只能燒教堂，拆鐵路，現代的義和團卻有二炮部隊，衞星火箭，這如何叫世界各國相信中國崛起會帶來和平，而不是黃禍？
總括而言，國民身份認同的營造並不是一國之事，公民素質更是取信於各國，與文明接軌的關鍵。如果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民身份認同」只是這種強調國家威望與民族情緒，互扣帽子，以燒殺砸搶來比拼「愛國」的話，那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梁亦華
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