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識孫長江教授也是在一九八五年夏走訪首都思想文化界的那一次北京之行。行前，對李澤厚、包遵信、金觀濤這些青年思想領袖早已耳熟能詳，但並未聽說過孫長江其人。知道他的名字，且成為近三十年的忘年交，是熱心的包遵信開的頭。
第一次見包遵信，還沒聊上幾句話，他就問我有沒有去見過孫長江。可見孫教授在八十年代這批文化弄潮兒心目中的地位。我回答說不認識此公，也沒打算去見。老包似乎有點詫異，流露出對我的孤陋寡聞很不屑的眼光，然後告訴我：孫長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作者。有這一說，我對孫教授頓時肅然起敬。三十多年前，這篇文章的發表像一顆「重磅炸彈」在思想理論界引起巨大震撼，成為批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檄文，為中國改革的起步掃清了障礙，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因為文章是用「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的，所以我和大多數人一樣，並不知道作者是誰。老包還告訴我：孫長江曾在中央高級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是總書記胡耀邦的智囊。現在是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從包遵信那裏出來，我心急火燎地直奔孫長江的住處而去。身材魁梧的孫長江看上去像一個北方大漢，但說話時卻帶有濃重的福建口音。舉手投足間，與其說是個教授，倒更像個軍人。後來才知道他真當過兵。一九四九年正在讀高二的孫長江報名參軍，到福建永安剿匪。一九五二年，他從部隊被選調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深造。畢業後留校任教，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一度擔任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的助手，協助馮老夫子編寫《中國哲學史》。文革結束後，胡耀邦出任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將孫長江調到黨校。雖然是初次見面，但他沒有任何的客套。針對上海的文化發展戰略討論，不僅出了很多主意，也指出了許多操作上的潛在風險。快人快語，直抒己見，一派軍人作風。
第二年籌備會議時，我去北京再訪孫長江。古道心腸的孫長江，給我推薦了一長串名單，很多是我原先不熟悉，但又很關鍵的人物，例如錢學森、趙復三、湯一介等等，並且親自幫我聯絡他們。臨別時還說：我會請兩個特殊人物來參加你們的會議，替你們助威。當我聽他說，這兩人分別是鄧樸方和胡德平時，還真有點將信將疑。不過，他真是神通廣大。當我回到上海幾天後，他就在電話裏告訴我：「快把給胡德平的請柬寄過來，他已經答應與會。鄧樸方在時間上安排不過來，沒法來開會了，但答應把你們的想法和做法報告給老爺子（鄧小平）。」
五月，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結束後，市委決定給中央上報一份相關的《彙報提綱》。起草檔的任務落到了我的頭上，可是我只寫過學術論文，從來沒有起草官式檔的經驗，有點不知所措。想到大家都說孫長江是此中老手、北京學者圈中的「智多星」，於是就懇請他留下來幫忙。孫長江很爽快地答應了。後來的幾天幾乎是手把手地教我，既要表達我們創造性的新思路，又要用領導人熟悉的標準化語彙。如何達到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實在是一種高難度的語言技巧。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我的啟蒙老師。
從此以後，我一直尊稱他為「長江老師」。只要去北京，我一定會去拜訪長江老師。只要他來上海，我們也總會相聚在王元化家，喝着元化先生珍藏的夢酒，天南地北地閒聊。長江老師見多識廣，思路清晰，記憶力又強。因此朋友圈中人都喜歡聽他分析詭譎多變的政局，娓娓道出各種紛爭的來龍去脈。他不愧是中國哲學史的專家，熟諳儒學和道家之精髓，在入世出世間遊刃有餘。他關心政治，卻並不捲入政治。他思想自由、立場鮮明，卻總能躲過永無止息的風風雨雨。
長江老師受到學術圈中朋友愛戴，不僅是因為他的智慧，也因為他對朋友的有情有義。記得那年包遵信剛獲自由，在家杜門不出，許多以往的熟人也避之唯恐不及。我去北京見到長江老師。他劈頭蓋腦就是一句話：「你去看過小老包沒有？他現在很困難也很孤獨。」我答應去看包遵信，他馬上就起身打電話替我約時間，也許知道我倆之間曾有過結，怕我只是搪塞之詞吧。後來我再次去北京，約他和龐樸等幾位師友喝酒聊天。他又提醒我別忘了叫上包遵信。其實，我知道，他和包遵信也並非深交摯友，只是同情包先生的處境而已。
前些年，長江老師曾經中風，聽說是因為和朱維錚在一起暢飲所致。於是有一段時間被夫人管住，不准再喝酒。有一天，我登門拜訪，見他康復得很好，就問他還喝不喝酒？他痛快地說：「喝！」於是我們中午就一起喝了起來。他喝得興起說：「你見了朋友要轉告，說我孫長江又能喝酒了。不然這幾年都沒人給我送好酒啦。」因為孫夫人再三勸阻，我帶去的一瓶八○年的五糧液沒能喝完。長江老師把剩餘的酒像寶貝一樣揣在懷裏上了計程車。我看着他的背影，為他恢復健康而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