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兩星期訪問即將來港獨立樂手，說着說着，台灣獨立圈好像變成了天堂？不，他們有他們的難處。經營十多年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飽受過時條例困擾，在七月十五日結束經營，一眾樂隊如五月天、1976等聲援，八月中地社復業，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到訪。記者親身到師大路採訪，負責人何東洪：「停業一個月是一個抗議行動，現在的抗爭仍未完結，我們需要一個Live House正名行動！」 記者、攝影：何兆彬 鳴謝：呼叫音樂節2012
股東全為社運分子
台北Live House不少，其中幾家都是小小的，毗鄰民居，例如「女巫店」和「地下社會」。「地社」名聲不小，它是台灣獨立樂隊的搖籃，負責人何東洪：「幾乎所有台灣樂團，初出道都在地社玩！」大隱隱於市，地社在師大路食店之間有個黑漆漆的一個門口，位處地庫，不小心找就錯過了，它地方其實很小，不到一千呎，平日是酒吧（當然播Indie音樂），周三、周五六則化身成Live House。「周三是給新團玩的，入場只收台幣一百（約$27)，不含飲品，周五六的樂隊比較有經驗，收NT$300含一杯飲料。」記者這天來採訪，遇正周三，但沒有表演，地社內只有三四桌有客人，原來由於七月停過業，周三表演到九月才恢復。「當初這裏是餐廳，有賣餐，開業兩年才開始有表演，到了2000年開始有固定表演，剛好遇上台灣的樂團潮。」一班喜歡音樂的老闆，遇上了樂隊潮流，獨立搖籃就如此誕生。地社不求賺錢，運作簡單，只求生存，只聘請一名全職店長，其他都是兼職。何東洪是地社股東人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初在水晶唱片打工（台灣重要獨立廠牌），「我們幾個股東是大學同學，我在地社創立第二年才加入。當初我們幾人都是異議性社團，異議性就是Protesting（抗議）、搞社運，我就是野百合運動年代的人。」他後來到英國讀社會學，現在於輔仁大學教書。這班異見分子，遇上壓迫，反抗力自然大。由於台灣沒Live House牌照，地社用的是餐廳牌，但卻只賣酒沒賣餐，結果不斷被查牌，又查消防設備，「政府說，過去十五年沒事，不代表你們合法。我們八月停業就是一種抗議，其實我們沒有收到罰單，也沒有敕令要我們停業，我們就自己休息來抗議。」
正名運動
後來台北市文化局來跟他們協調，連龍應台也來地社理解，「他們不敢動法令，結果就叫我們賣餐。」復業後，地社開始賣餐了，消防通道也要改動一下。他說抗爭仍未完結，「我們現在要搞Live House正名運動，像地社跟女巫店、河畔留言這幾家都是Live House，但營業不大一樣。像Legacy又不一樣，它比較大，可賣800-1,000張門票，門票賣NT$1,000，他們靠門票生存，但我們只賣60-80張門票，怎可能不賣酒呢？」台灣本來沒有酒牌，為甚麼又有酒牌的問題呢？「因為政府覺得我們如果賣酒，那跟夜店很像，他們沒辦法區別兩者。政府又自己定義，七點到九點是用餐時間，但我們九點以後賣酒，那就是非用餐時間了。這不合理，根本沒有法規！本來餐廳就可以賣酒的，結果他們就要求我：你就不要賣酒嘛，不賣酒就好了。」何說，本來政府不願意和解，但藝文界、四百多名獨立音樂人站出來撐地社，政府只好派人來了。「龍應台只是過來看：你們到底如何了？我就提出Live House正名，但她沒有答應，又叫我們不要逼她下死線，我們當然要逼你下死線，不然怎知道你會怎樣做！」
雖然復業，但問題沒有解決，地社聯同了一些綠營立法委員，正在向政府施壓，「其實你也可以登記做音樂表演空間，但登記了，政府又要你做很多設施，例如澆水等消防設施。其實像The Wall也不能賣酒！」他並不安心，「你不知道他們甚麼時候會再來嘛！所以我們要推Live House正名化。」問到香港情況，記者告訴他Hidden Agenda遇到的情形，何說：「我們也一樣，政府一面說我們非法，但要宣傳旅遊業，都有介紹地社！政府都這樣子，需要你的時候說你好，但不需要的時候就說非法。所以社會還是需要一波波的運動去推動，很多事情你以為不涉政治，但還是有問題。」
地下社會（886 2 2369 0103）
台北師大路45號B1
回聲樂團：出道時一年只有五次表演
在台灣，Echo（回聲樂團）是出道十多年的獨立大團。90年代中，幾名在大學讀書的同學仔，在學校社團認識，聽Brit-pop，開始夾Band，98年出道時，他們在新竹翻唱別人的歌，例如伍佰等中文，「酒吧老闆嫌伍佰很俗，叫我們唱英名的，結果我們就翻玩The Doors呀，甚麼都玩。」2000年，他們開始創作自己的歌曲，最初，他們自己做歌自己用電腦燒碟，「當年燒一隻CD要一個鐘頭！結果我們燒好了200多張，就拿到新竹的唱片行賣，還好都賣完了。」他們出道早，剛好遇上了「春天吶喊」音樂節開辦，又遇上「野台開唱」。「當年台灣也沒有甚麼Live House，有一家叫地下社會，另有一家叫Vibe，現在已經沒有了，又有一家叫『聖地』，現在叫『The Wall』。現在比起以前是多了網絡，表演活動也非常多，從前我們在大學時，很難想像除了期末發表，還有其他機會。」原來，他們出道時只能在學校期末時表演一次，然後又再等，「但現在新樂團有很多機會！以前我們一年只有五次表演機會，發了唱片就沒事可做了，但當年出唱片可以賣一萬張，但到了五年後，我們出版第二張專輯，一年能表演八十場，但唱片只能賣五千張，到了之後唱片就越賣越少了，但Live可以玩更多。」Echo主音柏蒼：「我們都說，現在唱片只是一張名片了。」
椰子樂團：政府資助五十萬做專輯
談到港、台獨立音樂發展，特別是政府態度上，還是有極大的分別，其中台灣文化局近年更不斷資助本土樂團出唱片、出國巡演，令香港樂手羨慕。
韓立康是黑市音樂負責人之一，同時也是娃娃魏如萱表演的結他手，及椰子樂團成員。近日椰子要錄新唱片，申請了台灣文化部的資助，獲得了五十萬台幣（約13.3萬港元）資助。韓：「要申請的程序也很簡單，你只要準備好要錄的歌的Demo，然後寫企劃書，把出版的流程都要寫好了。政府會請專業人士來審核，到最後選了十幾二十個團，每個團可以獲得50萬台幣的補助。審核的人士有樂評人、有製作人，又因為這個與金錢有關，所以政府找的人超過十個，以避免有利益輸送。這個補助計劃已經實行幾年了，有了50萬，東西可以做得比較好，如果說獨立樂團要錄音，其實現在用iPhone也可以錄呀！平常沒有錢，我們就跟相熟的錄音室一直摳，要他平宜一點，但你有資源就可以做好一點，因為專輯要錄得好，要50-60萬台幣（十多萬港元）。在台灣沒有補助計劃之前，台灣很多獨立樂壇唱片水準都比較參差，混音都是自己做，錄音只在家裏錄！但這幾年，大家的錄音就變好了。」以二十隊為例，乘以五十萬台幣總共就是一千萬，才不到三百萬港元，政府支出其實不多，但頗得獨立界歡心，「其實要申請也沒甚麼條件限制，大概是說樂團要有一半以上的人，要是台灣人。成名了的樂團也可以申請，但他們不會來申請，因為他們發片，一出就賣過萬張，申請會被罵呀！」Oliver：「我不明白為何香港政府不做這些，例如要討論西九的發展，也沒有找我們去開會，但我們是其中一家，在香港發行最多獨立唱片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