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不完的隊，流不完的淚」只是學部文革中少數人的感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沒有站隊問題，對文革不聞不問的逍遙派，也不存在站隊問題。我在文革中雖然明確「站」了「隊」，但並不怎樣關心發生在身邊的學部文革，我關心的是怎樣「理解」發生在整個中國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學系畢業的劉長林告訴我，美國的一位記者約翰．里德，經歷了俄國「十月革命」，寫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書。當時把十月革命視為劃時代事件。我至今也沒有讀過《震撼世界的十天》，但當我知道一個「大事件」的親歷者，可以寫一本書時，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種下了寫一部有關文革這樣「大事件」書的種子。要寫一部《文革史》談何容易。文革結束後不久，我與劉長林、李惠國、欒文華等人就合寫了一本記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書──《四五運動紀實》，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出版，中國發行了一百萬冊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書的主要作者並不是我，而是社科院醫務室醫生高皋，她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時間寫這本書，我參與了修改和增補資料工作，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部份內容是我寫的，後來的增訂版我補充了許多內容，書的原始資料是我在文革中一點一點搜集起來的。
我在文革初期，是哲學研究所的少數派，這樣就可以不參加哲學所多數派和文革小組安排的所有活動。我們少數派只有十多個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喜歡做領導的人，我們聚在一起寫大字報，連文革中「學毛選」一套形式都沒有，在一起總是閒談聊天。我幾乎每天從學部步行到東單、王府井，有時去天安門、西單，到處逛街，有時到龍潭湖游泳。在街上，任何傳單、小報、油印資料都搜集，我沒有照相機，偶爾也像約翰．里德那樣，把一些張貼的傳單從街頭撕了下來。我當時知道，在文革多派互相攻擊的情況下，可以創造自己的行動自由。
我在一份傳單中看到北京「十一學校」舉辦「聯動展覽」，就跑到十一學校去參觀。那次參觀搜集到了當時全部聯動資料，包括聯動創作的許多諷刺江青的詩和順口溜，以及揭露聯動如何「反對中央文革」和打人情況的資料。聯動在聲明中說「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九六○年前的毛澤東思想」，使我十分驚訝，我從來沒有想到毛澤東思想可以分六○年前和六○年後兩部份。我第一次看到批專制主義是在聯動的《中央秘字○○三號》檔中，該檔宣佈「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二個主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這是我把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與專制制度連在一起的起點，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鞏固了這一看法。當我知道北京四中和二十八中有許多聯動分子後，我曾兩次到天安門西側的二十八中，想要有關聯動資料，但一無所獲。
我特別注意搜集反對文革的資料。當時如果自己在筆記本中摘抄別人反對或攻擊文革的話，如果被同事發現，就會有麻煩。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鉛印的資料，其中附着反對或攻擊文革的原文，一個人保存這些資料就沒有任何危險。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開始，我搜集到《伊林．滌西致林彪的一封公開信》、有關李洪山、易振亞、北京航空學院批中央文革、中國科技大學「虎山行」的大字報、發言和講話油印稿、譚力夫講稿、遇羅克的《出身論》、《四一四思潮必勝》、湖南「省無聯」組織的《中國向何處去》等資料。我搜集了許多遇羅克資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報》的一位編輯借去，說是給遇羅克妹妹看，當時沒有影印機，這些資料從此就「借而拒還」，遺憾的是，有關遇羅克的情況就沒有更多寫進《文革十年史》。學部和其他單位油印的「首長講話」和「大字報選編」，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在王府井與長安街的交叉口，是小報、傳單發行場所，北京許多單位在這裏散發批判劉少奇的資料，有多種版本，只有少數很厚的《資料彙編》收幾分至一毛錢。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學所辦公室住了很長時間，當時，很多材料、書籍堆在書架上。徐懋庸是哲學所研究員，平時見他很少說話，當我在辦公室中讀到《徐懋庸右派言論彙集》時，我大吃一驚，沒有想到他的言論比所有文革中的「黑幫」還要厲害，我越讀越覺得他說得對。這使我感到，不知道為甚麼人不能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我還讀到許多「內部發行」的《赫魯雪夫言論集》、《托洛茨基言論集》和考茨基、盧森堡著作。這使過去只懂自然科學的我大開眼界，使我決心為弄清文革和中國發生的變化而不斷搜集資料、不斷學習新的知識。一九六七年九月後，隨着王力、關鋒垮台、紅衛兵聯隊瓦解，紅衛兵總隊和大批判指揮部分掌學部文革大權。總隊與北京市許多學校和單位互相交換資料，從十一月份開始，我與外國文學所邵明瑞在學部創辦了一份《長城報》，半個月到一個月出版一期，主要發表總隊的資料和報道總隊的消息，《長城報》這時也收到許多外單位的交換資料，這樣，我就不需要到街頭上搜集文革資料了。我的編輯方針是，《長城報》集中批判王力、關鋒和林聿時、吳傳啟，辦到第四期，我擔心這樣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極左」的政治傾向而成為反革命，為此離開了《長城報》，直接與外單位一些「交換站」的人聯繫，以取得文革資料。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國家經委大樓有一個文革資料交換站，我常去交換資料，認識了北京大學、北京醫學院一些朋友。因為學部多派之間爭奪不息，學部和哲學所沒有任何人管我做甚麼。有一段時期，我獨自一人住在那裏，幫助交換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資料。我還常到北京站附近農口一個單位的資料交換站去。正是在那裏，我看到了幾十份「首都紅衛兵5.16兵團」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後面的署名「首都紅衛兵5.16兵團」中的「1」字都畫成一個「火炬」。在學部和全國大規模清查五．一六時，我確信，除了張建旗那個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學部和全國的五．一六組織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後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是毛澤東在實現了他清除劉少奇勢力後，對文革初期按毛澤東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規模的鎮壓和迫害。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結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學部辦公室，每天聽軍號起床，每天都要學毛澤東著作、「早請示晚彙報」。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大」，五月初，我又想辦法以取得「擺脫開會」的某種自由，我向軍宣隊提出編輯一本《馬恩列斯毛論戰爭與革命》語錄，因為我屬於學部總隊，我的提議很快就得到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批准，在外國文學所大樓裏，宣傳隊專門為我領導的「戰爭與革命語錄組」騰出了兩間房子，由我負責從各研究所挑人參加「戰爭與革命語錄」的摘錄和編輯，我挑選了五、六個人，其中有後來成為社科院副院長的汝信、歷史所所長的林甘泉。我們辦公室裏有全套馬恩列斯著作和毛選、世界史、戰爭史方面的多種著作。我如饑似渴地讀世界史，當時，我讀到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門上貼的也是大字報時，我豁然開朗，覺得文革中的現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這一看法寫進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們憑藉《聖經》來反對教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憑藉《語錄》來攻擊黨政機構。」「宗教改革把歷史推向前進，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拉向一個早已死滅的時代。」我的世界史知識正是在這時期開始積累起來的。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學部大規模清查五．一六的時候。我每天幾次從我們語錄組辦公室到學部大院四處散步，除了休息時間外，學部大院的人都在學習毛選或批鬥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動。在每天上班後不久的、寧靜的學部大院中，我聽到的是樓房辦公室裏傳出的語錄聲、慷慨激昂的發言聲和軍宣隊的訓話聲，我獨自一人慢慢散步，慶幸自己有不受束縛的時光，因為，在全學部範圍內，惟有我領導的語錄組內沒有「學毛選的講用會」和大批判會，也沒有任何「早請示晚彙報」的儀式。語錄編好後，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單位了。我找來了學部《新建設》雜誌的郝明和外國文學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語錄聯繫印刷和發行工作，我們這時就更自由自在，游離於學部激烈的清查運動外，直到一九七○年夏天才下幹校，才結束了這種自由自在的「小環境」。
一九七二年春，全學部下放幹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這時已經搜集不到街頭文革資料了，但仍不斷有複寫的和油印資料在小範圍流傳，如一些手抄小說、批林批孔資料、李一哲大字報。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又有大量的文革資料出現。我經常在晚上八、九點鐘，憑着長安街上的燈光，在王府井口和東單郵局一帶抄寫大字報和詩詞。《告別》那首詩，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點鐘、在天安門清場前半個小時在紀念碑上抄下來的，寫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第八一三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