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市長汪道涵是一個學者型的高級官員。一九三三年還在交通大學讀書時，他就加入了共產黨。後來長期在根據地負責財經工作。建國後一直在工業戰線和對外經濟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直到一九八○年出任上海市長。無論走到哪裏，儒雅的汪道涵總是手不釋卷。用他自己的話說：「讀書就是生活。」
老市長愛書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辦公室和家裏堆滿了書籍，每每工作至深夜，回家還要從床頭的「書山」中取一冊書來讀，有時會一口氣讀到東方欲曉。他的閱讀範圍極廣，除了經濟理論之外，還涉獵文學評論、歷史、傳記、國際關係和港台政治研究和音樂、美術、科技等專著，古今中外，無所不包。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書店。上海大大小小的書店裏，經常可以見到這位老市長的身影。二○○三年，汪道涵因病在上海瑞金醫院住院，特意請醫護人員在病房裏放了一個擺滿各種書籍的書架，還經常到附近紹興路的書店去買書。他的國學功底深厚，講話時喜歡引經據典，唐詩宋詞，脫口而出。一九八五年，汪道涵卸任市長後，不僅擔任了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和北京大學三校的經濟學教授，還應聘到美國塔夫茨大學講學。黨內像汪道涵這樣有學養的高級官員實是並不多見。
因為汪道涵有學者的睿智，所以在市長任上，不僅思路清晰，而且具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凡是談及上海的任何情況，他都是條理分明，從不用帶稿子就能侃侃而談，引用的各種資料如在胸中，隨手拈來。不僅如此，他對上海的長遠發展有着獨到的想法。他最先提出浦東開發、申辦世博會、建設航運中心等重要建言。當初有人在旁指指點點，批評老市長不務實事。從今天看來，沒有他當年規劃的上海發展藍圖，沒有他提出的這一系列戰略決策，絕不會有現在這個繁榮發達的新上海。
第一次見到汪道涵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課題的發佈會上。那天他一身筆挺的西裝革履，一頭銀髮梳得整齊光亮。雖屆古稀之年，卻精神矍鑠、紅光滿面、笑容可掬。聽老市長做報告就像聽一位資深教授在講學那樣過癮。從戰爭年代走來的老幹部中，這樣的風采確實有點與眾不同。因此，我對老市長的印象始終定格在這一天。此後，除了在會議上時常見到他之外，我們並沒有甚麼私人的交往。
真正和老市長稔熟起來是在我進入香港傳媒工作之後。九十年代初，汪道涵的身邊聚集着一批上海的青年學者。他們從老市長那裏聆聽教誨，汪道涵則從年輕人那裏吸取鮮活的思想養料，其中有不少人是我的舊友。有一次，老同學馮紹雷來香港，言談之間提及他也是汪府的座上賓，我順口表示有機會想見見老市長。不久紹雷傳來他的口信，說很願意和我見面。於是再次回上海的時候，我就去拜訪汪道涵。當時他已擔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看過我發表在《明報》上的許多有關兩岸關係的評論。因此，最初的話題都是圍繞兩岸關係。他仔細傾聽我的觀點，還不時地做筆記。後來台灣有人流傳汪道涵的話：「在海外寫政治評論的人當中，真正懂北京決策的只有吳國光和魏承思。」有時候，我們的話題也會轉向國內問題。一九九七年八月的一天，我到上海去見老市長。剛進門，他就說：「你昨天在《明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認為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市委領導印發了這篇文章傳閱。我贊成你的觀點。」在那篇文章裏，我列舉了五條理由說明上海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並不具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雖然這給上海市的領導人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但後來他們確實沒有再提這個口號。我想，應該是老市長說服了他們。
我和汪道涵見面時，最多的話題當然還是圍繞着書。他每次都會要求我推薦一些國外出版的新書，或者託我在香港買書。我也經常會送一些港台出版的新書給他。有時候，他的一些不方便回國的故交也會託我轉交新著。汪道涵收下書後也總是會關切地打聽他們的近況。聽到有些朋友的窘況，他總是欷歔不已，沉默，皺眉，無奈，然後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老市長在最後的歲月裏，想把全部藏書捐出去，但希望市政府能闢室專藏。他提出這個願望後，當時的市委領導人黃菊並沒有搭理。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老市長因病逝世，享年九十歲。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老家安徽明光市建立了汪道涵藏書樓，專門收藏他捐出的數十萬冊圖書。上海也建立了道涵藏書館，收藏他留給上海的六萬冊珍貴圖書。老市長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