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這江湖豪俠：「有否絕望時刻？」他眼睛從鏡片後面望我：「有的。我日夜在江邊尋找母親未果，心裏生出一念，要投江奔向母親；沒有她，我獨自活在這世界沒意義。」
文、攝：鞠白玉
那年深夜，他克制投江欲念，等待天明，轉而用筆來救贖，向自己說世間苦難不止於此。
我推薦一位女作家看野夫的書，她連忙搖頭說不：「某天在書店裏，約略地翻了翻，就扔下書跑掉了。」因為她怕痛，還說哪天準備大哭一場時，就會隻身一人佇立燈下再細細讀，事實兩岸三地都讀他，讀他的身世，也讀這國家的時代歷史。他記錄、發聲吶喊，正因如此，他的外祖父母、父母親、兄弟和鄰人，才得以死後重生，化作他筆端下的回憶，他日夜召喚亡魂，在書寫裏與他們團聚。
這個他，叫野夫，土家族人，原名鄭世平，筆名出自唐代劉叉詩句：「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他胸有俠義，寫出來的文字是長歌當哭、字字泣血，寫的本是尋常事，旁人看了卻像是傳奇。他少時野性初萌，畢業後當差，趕上學運浪潮無法坐以待斃，脫下警服奔向自由，卻換來一身囚服和六年徒刑。父親病逝，母親投江自殺，自此憑一身孤膽浪迹天涯，從商、寫作、演講，也做公益，活得一身清正。為甚麼要寫作？是為了那些會被人遺忘的人物，是為了讓讀的人不忘時代，反思這些令人哀痛的歷史，「自己在放膿血，刮骨療毒，雖然痛，卻好過淤積腐爛，瘡疤也好過膿包。」
地獄回來不怕黑
野夫在荷蘭寫作三個月，我在北京等他回來，天天看他微博，想這樣的人在那樣自由的國度，會書寫甚麼。
我們在他亞運村的公寓見面，那是他和幾個友人建立的「公和基金會」所在地，專出版傳播普及公民意識的書籍。他在荷蘭寫散文，鬱金香的味道不在行文中，他在最自由的地方書寫不自由的故人往事。問他今時今日既不做江邊呼號母親的兒子，也不是身陷囹圄的囚徒，早有平安優裕的日子過了，為何還不淡忘記憶？書中故事又為何沒有恨意？「經歷了許多不平，我也有恨。恨的是制度，不是個人，這體制不止害我一個人，還不修正，還這麼自私，只為一個黨團利益，就會把整個民族帶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這我深深地恨。可是我對社會沒有恨，我們這一代的理想青年，當時是抱着改造社會的理想參與其中的。」還是那一年，理想主義者死傷無數，以後逃亡有，墮落也有，野夫則執筆陳情述事，絲毫不懼。「從地獄裏走過的人，不會再怕黑暗。親人還有餘悸，總苦苦相求我別再發言，可我仍然不想做和事老，不想吃飽喝足獨自做小資，這制度不解體，人的苦難還會重蹈覆轍。你看這小孩子們，就會覺得不做點甚麼簡直是罪，你還讓下一代過你們這樣的生活嗎？」
拒與時代握手言和
野夫也曾有復仇的心，年少時出賣過他愛情的女生，害他吞水銀，獲救後他心底裏說：「要讓她愛上自己，再拋棄她。」中年後相逢，女生患重病，他請北京最好的醫生救治。又有曾毆打過他父親的造反派，野夫壯年之時這造反派已暮年，他在燈下認出此人，撲上去給他數記老拳，再看這人已成強權制度下的棄渣，心又生出憐憫。當年出賣他害他入獄的人，他也曾在暗中看着看着，看那人如跳樑小丑般四處討官斂錢，看他慢慢地老，死在自己前面。「個人方面的事，我肯原諒，但與這時代，我永不握手言和。」1989年，百姓和學子掀起民主浪潮，他最初是負責治安的警官，本應該是與他們對峙的人，卻漸漸隨浪潮劃向另一邊，他辭職，脫下警服誓不做鷹犬，繼而北上回母校參與營救武漢學子，之後在追捕下四處輾轉逃亡，直至被友人出賣，獲刑六年，罪名是子虛烏有的洩露國家機密罪。
四年半後出獄，他未得見父親最後一面，母親陪伴他十日後，投江自殺，留下條子云：「……我把平兒等回來了，我的使命終於完成了，我要找你們父親去了……請你們原諒我，我到長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們也找不到的……」猶幸，他總能在最黑暗的時候尋找到一絲微光，總有俠義之人與他為伴，即便在獄中，愛酒的他，也總有獄友甚至員警給他酒。
最大財富朋友與書
野夫不粗糙，生活情調如筆端細膩，對每個到訪者莫不以上品竹葉青茶招待，好煙好酒任享用，他的海南大宅三面環海，四處是書，「我這輩子最大的財富，一是朋友，二是書。一生結交太多知心人，民間社會裏藏着真正道義，這些在普通人身上脈脈相傳。」
那麼愛情呢？寫透人世間親情友情，他卻對愛情着墨甚少，怎麼就不多寫愛情？這向來爽快的人，居然訥言憨笑說：「我的愛情觀很極端，愛情是人類最痛苦的情感，不伴着眼淚不撕心裂肺的，不叫愛。它也最容易引起人的負面，嫉妒、自私、佔有、報復與懷恨，愛情是很可怕的東西，也是很奢侈的東西。我不敢，我逃避，視愛情如畏途。人不依靠愛情可以活下去的，不會被懷疑和指摘。我可能更傾向於昆德拉筆下的愛情，湯瑪斯和薩賓娜之間的情慾友誼。」
或許他是對的，他一生浪迹天涯永遠走路，愛情於他確是奢侈，不過他心裏也珍視着一個人，在海外發表的《革命時期的浪漫》是少有的回憶情愛的一篇，他為叵測的前途放棄過摯愛，以後就拾不起來了。一流的友人，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他自己這樣承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