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三月初在瑞典家中收到韓培珠打來的長途電話，我們平時在香港或北京時都會設法聚聚，但沒有長途電話聯絡的習慣，感到有些異樣。互相問好後，我問候她老公朱牧時她才告訴我：他已經走了，今天是朱牧百日，所以特地打個電話給你，知道你…。消息來的太突然，我完全反應不過來。去年在北京和他一起在「不見不散」晚飯時還有說有笑好好的，怎麼那麼快就往生了？珠珠在電話中悲痛的告訴我：朱牧因為癌症發現的較晚，前後就半年的時間，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醫院中病逝，走的很辛苦，如今安葬在香港…。○七年下半年因為我要給「瑞典皇家音樂廳」和第二年北京奧運文化項目排演歌劇《茶》作籌備工作，出入北京相當頻繁，但都日程太緊，如今我真後悔沒有顧得上給老朋友掛個電話。四月初我到北京工作前，特意去了香港一次，為的是可以去朱牧靈位上獻上一束鮮花，鄭佩佩和朱牧也熟識，陪同我前往。
朱牧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曾經在香港配音界很紅，主要是將進口的外語片配成國語發音，他本是湖北人，在北京長大，國語正宗加上作事認真負責，自己配音之外還當領班，張陶然先生進口的日本片幾乎全部都交給他。我六二年在邵氏南國演員訓練班，班上有北京來的張氏兩兄弟就經常在朱牧領班的配音組工作，我有時去配音間探班，見過這位人稱「朱三爺」的領班。
和他開始有接觸是李翰祥導演要離開邵氏的那個時期。我正忙着在當邵氏新人（剛簽基本演員合約）演《七仙女》，也當這部電影的舞蹈指導。不料拍了幾天戲之後，電影就突然停拍了，即沒接到拍戲通告也無解釋原因，我母親正在慶幸我可以不入電影界，將來可以出國繼續進修學業。不料接到一通電話，要我馬上去李翰祥導演在九龍加多利山的家中見面。去了後才知道原來李導演要自組國聯影業公司，到台灣另起爐灶還是拍《七仙女》。那天在李導演家又見到了朱牧，他的神色看上去相當緊張，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和這件李翰祥跳槽引起當年邵氏「大地震」的事件關係密切：除了負責和凌波接頭得到凌波首肯跟隨李導演另起爐灶；朱三爺（朱牧）和爾爺（爾光先生，爾冬陞父親）還幫台灣聯邦公司駐香港代表張陶然先生，跟李翰祥穿針引線，最終促成這事件引爆。
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李翰祥率領下，我隨新成立的香港國聯影業公司到台北，同機的還有朱牧、郭清江、曹年龍…。國聯設在台北市泉州街一號，從香港去的演員我和汪玲也就住在那裏，一人一間房當宿舍。公司的同仁背後稱朱牧、郭清江為「哼哈」二將，大概那時期他們二位成了老闆李翰祥的左臂右膀，替公司「把關」罷。任製片和經理的郭清江還有一個外號「寒」先生，廣東話「孤寒」就是北方話「扣門兒」意指吝嗇，當然是指他在談合同和製片上的作風。朱牧在香港「朱三爺」的外號也就一併帶到台灣影圈了。
朱牧在六三年國聯創業作《七仙女》中演一個戲份不多的角色，攝製完成後整班人馬赴日本配音，而配音工作是他老本行，對方方面面相當熟悉，有他協助李導演一切很順利，進度飛快。六四年國聯第二部影片《狀元及第》，片中我演李秀英，朱牧飾演不務正業的公子哥兒顧文友，並擔任導演助理。六五年在《西施》中他飾演吳王夫差，這部大片拍攝了十五個月，在片中夫差和我飾演西施的對手戲相當多。他對飾演吳王夫差不敢掉以輕心，常常琢磨角色的性格和表演層次，也認真的和我多次討論。我想資深影評人焦雄屏評得很恰當：《西施》的一干演員更是成功的關鍵。其中飾夫差的朱牧最為驚人，他時而喧囂狂妄，時而低語忖思，駕戰車爭盟主時，睥睨天下，蠻橫不可一世：聽到鬼哭神號，又悽悽然腳步蹣跚。朱牧的表演層次，使夫差的悲劇完全可信，他不是「暴政必亡」型的暴君，相反的，他是相當具有人性的悲劇人物。
在片中西施受寵於夫差，在現實生活中我受寵於朱牧；片中夫差為西施修建館娃宮，在現實生活中朱牧幫我打起了保護傘，修築了防火牆。事業在巔峯時恰恰是我感到「天宮歲月太凄清」的日子。朱牧的小姑家住台北，是張作霖的遺腹女，時常會邀請我們去她家小聚，談起家事國事成籮成筐，大概她少時見得多吃得多，烹飪功夫絕對一流，人也絕對爽快的透明。朱牧的姪子張劍忠和宋存壽導演也經常結伴同往。無戲可拍和沒有應酬的日子也會和郭清江、汪玲四人行。最轟動的一次還上了報，為了好奇，我和汪玲女扮男裝半夜上酒家看熱鬧，結果因為我忍不住的笑不停，仍然被人識破，成了當時報上的花邊新聞。記得李導演知悉此事很生氣，感到我們有毀國聯和個人形象，把我和汪玲叫到他二樓辦公室「教訓」了我們一頓，記得我不服，還告訴他：是體驗生活嘛。年輕又沒有社會經驗的我在新環境中雖然感到了關愛和照顧給我的溫暖和安全感，但自十歲就離開上海到北京舞校住讀，習慣於獨立生活的我，任性又最不愛受「管教」，最終推開了傘，翻了火牆，確不知跳入了火坑裏。
此後我和朱牧沒有再合作的機會，他在國聯任副總外也仍然在很多影片中任演員，在由李翰祥掛名任策劃導演下，他導演了《辛十四娘》、《鳳陽花鼓》、《四絕女》。七○年國聯結束，我脫離了電影界遠去美國，除了跟鄭佩佩有聯絡，基本上和影圈中其他人鮮有往來，而朱牧是其中的例外。
七八年我和比雷爾結婚後途經香港去上海，朱牧知道了馬上和他的太太韓培珠在香港馬會設宴請我們夫婦，他不改舊習仍然在晚宴中要開XO酒，叫上豐盛的酒席菜。比雷爾平時只在飯後喝XO酒，但不願掃主人興就入鄉隨俗的嚐了，居然告訴我和中國菜很相配。那晚也是他第一次吃蛇，酒席上有菊瓣蛇羹這道廣東菜，用講究的大銀盤托住，我是不敢吃蛇、乳鴿、甲魚這類宴席大菜的，但比雷爾吃起東西來是天不怕地不怕，那晚他嘗試了太多的第一次而且讚個個菜精采，一直印象深刻。朱牧看到一個西方人，卻甚麼中國菜都敢試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也印象難忘。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韓培珠知道她是甄珍的乾姐，非常直爽溫柔，得體大方的女性。後來彼此熟了我就稱呼她珠珠。
我在紐約見過朱牧和珠珠兩次，一次是他們送兒子去加拿大上學，和兒子一起路經紐約，希望了解一些我在北美學習和生活經驗。另一次是八二年，近午夜時分，我正準備上床看書睡覺，接到他們夫婦電話，告訴我他們在紐約有急事要和我商量。當時已經夜深，我希望第二天再見面談，哪知他們一定要我馬上趕過去，朋友有急當然義不容辭，套上衣服跳上了出租車趕到了中城的希爾頓酒店咖啡室中，才知道他們第二天就要離開紐約，現在要把一位剛由大陸出來的藝術家陳逸飛先生託付給我照顧。陳逸飛也在場，知道我是他們的老友，很誠懇的將他的處境和願望和盤托出。原來陳逸飛是中國公派留學生，指定分派到波士頓學習，但他不想去波士頓，只想留在紐約住下來發展。住處、學習、工作都無着落，我馬上想到了中國古畫藝術品大收藏家王己千先生，他是蘇州人和我是忘年交，為人熱心和上海人陳逸飛也可算是江蘇小同鄉罷。我答應盡力而為，朱牧夫婦一聽也放了心，並告訴我：「我們在香港時給陳逸飛找到不少幫襯（即顧主），讓陳逸飛按照片畫肖像，他們所付不菲，所以一時之間沒有經濟上需要你幫忙的迫眉之急。」結果，王己千先生將陳逸飛安頓在他紐約東六十九街的公寓中，陳逸飛可在一街之隔的六十八街紐約亨特大學（Hunter College）學英文，王己千先生還安排了他在紐約最大的古董拍賣行中修復西洋油畫，他可掙錢得以謀生。不久，我帶陳逸飛去了我的大本營蘇荷區（SOHO），參觀一下有名的畫廊外，再在那區尋訪拜會我心目中嚴肅而有創意的中國海外藝術家，夏陽、韓相寧、蔡文穎、周文中…他們都很熱情的接待了他，並介紹講述了自己在紐約的創作和創業經驗。沒有想到的是在他眼中以為這批紐約藝術家生活潦倒，過後談天時他告訴我：如果這樣的生活質量，在美國呆着還不如回中國更舒服些。我以為他是要追求一個自由的創作空間，我已經盡心盡力做到了對朱牧夫婦的承諾，也是當時我能力所及可為的範圍。後來，我另外的兩位熱心朋友許以祺和陳立家先生，那時在西方石油公司任高職，就介紹陳逸飛進了他們老闆在紐約玩票開的「漢謨畫廊」。「西方石油」公司正要打入中國市場，極盡能事的設法巴結討好中國上層，「高雅藝術」開道最合適。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罷，幸運兒陳逸飛從此飛黃騰達，馬上就把家搬入了紐約有派頭又有排場的公園大道（Park Av.）。陳逸飛在自己的自傳曾寫道：「我途經香港，在香港停留期間得到了電影製片人朱牧夫婦的幫助。這時的我太需要幫助，所以對朱牧夫婦一直懷着感激之情。」有次閒聊天，想起多年前的往事，我問朱牧：希爾頓酒店咖啡室後有沒有再見到過目前的大畫家──陳逸飛？他搖了下頭。問：你呢？我笑了一下。
八九年朱牧和韓培珠的香港嘉民娛樂有限公司和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拍了由李碧華原著改編的《古今大戰秦俑情》（別名《秦俑》）朱牧夫婦任監製，請張藝謀和鞏俐分飾男女主角。張藝謀本是陝西臨潼人，外貌線條都極似秦俑人物，再加上他和鞏俐的名望，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戀情，都有利於影片的成功。影片拍攝期間，張藝謀意外受傷，到北京就住在監製人木樨地家中養傷，得到鞏俐無微不至的照顧。次年五月，鞏俐和張藝謀到香港參加第十四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式和《秦俑》首映式，影院出現罕見的爆滿，首映時在香港造成轟動。多年後我和張藝謀偶然間聊起他拍《秦俑》的事，他沒有討論電影而誇：朱先生這個人夠意思講義氣！
朱牧和名影劇版記者林冰女士等影劇界友人在香港洛克道開了「友和」日本飯店，我去香港總會被他們夫婦請去那裏晚飯，生意一直很興旺、穩定。朱牧有天講起要去北京發展餐飲業，以為有錢應當讓朋友一起賺，叫我入股。我一輩子沒有做過生意，或投資買股票之類，但對他們夫婦我當然絕對信任，於是九七年朱牧在北京坐鎮，籌備「上海灘飯店」時邀我加了一股。當然我是個對財政一竅不通的股東，籌備時去試過一次菜。開張後每個月我會收到營業報表，看報表對我像看天書，收到報表我就原封不動塞在抽屜中。九九年春天突然收到朱牧由北京發來的傳真：「飯店經營虧蝕很多…我感到很抱歉，然而自己為此竭盡全力而心有不甘，但亦無奈，面對所受損失，唯有期望另有時機再作補償。」我告訴他生意上的事和打麻將一樣有贏有輸，和人生在旅途中一樣七上八下的沒有準兒，請他千萬不要掛在心上。
後來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在北京開餐飲店：一家以賣蟹粉小籠出名；另一家廣東式茶餐廳「不見不散」也很興旺；後來珠珠在香港還開了間私房菜的飯館。朱牧在北京僱人開起了小工場給餐館提供蟹粉，韓培珠XO醬…朱牧喜歡老朋友，台港電影圈中有人去北京，都喜歡去找他，他也一定以誠待人，總是熱情的盡地主之誼。好幾次我去北京工作，帶了兒子漢寧同往，還要把漢寧放在他兒子家中，好讓他們的孫子和漢寧作伴一起玩兒，打道回府時也免不了帶上一盒我最鍾意的蟹粉。
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上，我和很多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階段一起走過。有的走的很久但可以沒有太深的印象，有的走走就在不知不覺中岔開了路，有的僅僅是擦肩而過卻永誌難忘，有的…人的關係本來就是最最錯綜複雜的。和朱牧斷斷續續的走了近半個世紀很長的一段路，我的人生行旅中歷經了上下左右、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酸甜苦辣、跌打爬滾的歲月，但他對我始終如一。人生無論在風雨的路上或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能有這樣一位重情更重義的老友同行相助，真的，夫復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