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白話文運動一般以胡適和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的兩篇名文為開端。胡適一生持守自由主義精神，不盲從權威，也不以權威壓人。他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題目中「芻議」二字就表明了萬事都可商量的態度，陳獨秀寫來和議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卻激進多了。運動開始後，胡適寫信給陳氏說，文學革命應該容許別人匡正才好，陳獨秀在《新青年》刊登回覆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十多年後胡適回憶此事，以少見的含蓄語氣評論說：「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着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不過，細讀〈文學革命論〉不由生出怪異之感。我不是指這篇堅定提倡白話文的宣言竟用文言寫成這一點─胡適那篇也用文言。不僅胡適用文言，錢玄同投書《新青年》，建議陳獨秀等一律改用白話撰文，陳氏竟公開回應說「似不必勉強一致」。北京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聘的陳平原教授早就解釋過，這是因為胡、陳的文章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當時知識分子慣用文言論辯。我感到奇怪的，是陳獨秀這篇洋洋灑灑的文言文裡，居然夾雜了好幾個「的」字，顯得刺眼非常。
那幾句是這樣的：「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適）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早年有些人以為文言改成白話不過是把「之乎者也」換作「的了麼哩」，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可是〈革命論〉如果稍稍點竄幾個字，變為「推倒雕琢阿諛之貴族文學」之類，全文不是更一致嗎？我不大懂語法，所以要搬出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為證：「表示這類關係的詞，白話用『的』，文言用『之』。」
但其實是改不勝改，也不宜輕改的。同一時代，另一大學者王國維有一篇〈論新學語之輸入〉，開篇就說：「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以為準。」此文主張翻譯外國著作，特別是思想哲學類的，大可借用日本的漢字譯語，而不必新譯。這一點對不對，姑且不論，但王氏的意思是本國文化原來沒有的概念，要介紹進來，必須發明或借用適當的詞語（學語）來表達，這當然是正確的。不僅需要新詞語，也要新句法，才能把概念運用出來。上引王國維的幾句話，就不是西學東漸以前的文言語法了，陳獨秀的幾個「的」字似乎也有借用西洋思維方式批判傳統文化的自覺。當然，王國維也用了不少「的」字，例如同一篇文章的下文：「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施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大抵出於同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