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八方文藝叢刊》創辦不久，古蒼梧兄來電說有要事商討，十分緊急。一九七○年代末，我要由香港的居所坐巴士到天星碼頭，渡輪過海後坐綠色柴油火車到馬料水車站才到香港中文大學，因此與古兄相約在天星碼頭附近的香港大會堂低座二樓茶座見面，應該是星期日下午，我們靠窗而坐，因為日曬的位置，記得時間應該是四點前後。
見面時，古兄神色凝重，告訴我有國民黨特務──他當時是用「特務」二字的──來找他，與他見面，向他表示台北認為《八方》是中共地下支持的文藝刊物，打着文藝的旗幟來進行瞞騙工作。來人是國民黨駐港機關的人員，實際身份不清楚，他知道古兄家中狀況，包括其父親是原國民黨軍官、家中會在雙十掛旗這些在當時屬於右派的聯繫，說因此希望古兄立場堅定，不要被蠱惑。古兄也覺得很奇怪，因為來人似乎並不清楚他曾經是一九七○年代被視為非常左傾的《盤古》雜誌的負責人，也不清楚他近年的思想狀況，所以他也懷疑來人是否搞錯，將他與他一位比較右傾的兄長混為一談，所以才來接觸他，並邀請他參加雙十團到「自由祖國」台灣觀光。
這一次約談令古兄認為《八方》已被標籤，該如何處理是整件事的關鍵。由於我過去在台灣求學及工作的背景，古兄表示他與繼持兄通電話後，繼持兄認為最好跟我商量。我聽了也非常震驚，有幾種不同的揣測，覺得需要從長計議。我回到中文大學思考了一段時間，然後跟繼持兄討論這事。打倒四人幫之後，海內外很多朋友對左傾路線幻滅與覺醒，大陸在文革後也逐步恢復比較正常的文學藝術活動，《八方》是希望盡量超越政治的鴻溝，掌握香港這空間溝通兩岸三地以至海外文藝界。假如用全體開會的方式來討論這所謂統戰問題，可能會引起同仁擔憂，消息外露後，甚至會變成自我標籤，這豈非自行瓦解原有目的？所以我建議低調處理，不開會，不聲張，不向其他同仁複述此事，堅持原有觀點繼續工作。這建議繼持兄很支持，沒有另外提議。我也提出得看看以後有甚麼變化，不能單以一次約談就亂了陣腳。
《八方》給盯上，有幾個可能性，一是台北自行發現，二是香港工作人員報告。台北主動盯上有可能，因為寄到台北的刊物被沒收；寄給瘂弦等朋友的刊物被沒收幾次才收到；但刊物沒有向台北廣泛寄出，應該不至於是台北的主動出擊。至於香港主動的可能性，我向來認為香港本地的工作人員沒有這種能力與敏感；香港這群人不靈光，國民黨的海外工作，不論統戰或情報收集，一向失敗。所以在幾個可能性中，第三個最大，即是有台北在港的文藝界人士向台北的朋友反映，種種原因，消息去到情治機關，情治機關再向香港下令。第三個可能不是故意打小報告，但傳來傳去，結果變成這樣。
台灣在港的個別文藝界人士對《八方》有些揣測，直接間接都有聽聞，是否因此而引起這次奇特的約談，到今天也不知道實情。有這樣的揣測也是合理的，因為《八方》第二輯就刊登了陳映真的〈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是入獄前的作品，從尉天驄教授那邊取得。其次，有羅孚參與，又有大陸的來稿。加上《盤古》雖然已經結束多時，但古兄在一九七○年代負責《盤古》編務，而《盤古》被視為非常左傾。此外，香港中文大學內部也有些朋友認為繼持兄相當左傾，主要是他一直比較支持中大的國是（粹）派，更支持《中大學生報》，而《中大學生報》一向「緊跟」，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還出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專號。「四人幫」倒台與文革結束不久，外界很多人，尤其右派，還沒能認識到很多原來左傾的文藝界人士的幻滅，所以對《八方》這個組合有所揣測也非常合理。
戴天先生和我從來不跟這些朋友提《盤古》左傾而內部分裂的事，就像船過水無痕，因為重提這段，不免又有爭議，既然以回歸文學作出發點，就像是一九六○年代中葉時那樣，何苦再追究這一段？所以從來沒有談，甚至沒問文革時期訪問大陸的事，儘管我遠比戴天先生對這一段更為好奇，更有興趣知道：因為古兄到大陸源起於《盤古》，性質好像跟《大學雜誌》一度獲邀參訪相似，對我而言猶有參考價值。
這三個可能性其實無法評估；不清楚狀況只能沉着應付，本着原來的目標去處理。我們確實沒有甚麼政治用心，至於會不會有人別有用心，包括我也一直擔憂萬一被中共拿作統戰工具，所以最後還是決定暫時按兵不動，繼續觀察。但之後再沒有任何約談，只是寄件到台北時有寄失。台北無法收件也不意外，因為有郵政抽查，個別人士因為海外的郵件比較多，警總也可能特別注意。事情就到此為止，但工作時一直有這個陰影。
（鄭樹森口述，熊志琴訪問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