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完了2012年出版的美國已故歐洲史專家朱特與耶魯大學東歐史學者斯奈德的對話錄《思考二十世紀》。這是一部反思二十世紀知識人及其文化思想的有趣著作；朱特的談話顯現了蕭伯納式的英國文人的俏皮，機趣和廣博的學識。兩人的共同專長是東歐研究，他們所發掘出的東歐知識人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煙雨往事足以讓中國知識人在心靈上產生某些震動。
一位波蘭著名作家米諾茲（Milosz）談到了東歐知識人對西方的愛猶如是一種單相思（UnrequitedLove），仿佛是淚水滿面，希望得到西方人的真正理解：不僅僅是出於西方目的的同情和支援，而且是從東歐人的立場上來理解他們的經歷。米諾茲1951年逃出波蘭來到巴黎，在流亡巴黎的《文化》雜誌編輯吉德諾克（Giedroyc）的幫助之下，兩年後出版了隨筆《囚徒的心靈》（TheCaptiveMind）一書。它所講述的故事也是中國知識人曾經普遍經歷過的磨難：集權統治下的知識人形成了兩種人格：一種人是外表上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內心抵制；另一種人則是真誠地接受了偉大真理但卻仍抱着解不開的疑慮。"Captive"一詞帶有囚禁和迷惑的雙重涵義，絕妙地把握了共產主義對當時人們心靈的魔幻作用。同時《囚徒的心靈》也是知識人對自身靈魂的一種拷問：知識人初始的狂熱，幻想和後來道德上的妥協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為虎作倀的作用？
然而更令筆者震驚的則是兩位學者講到了一位遠為有名的東歐作家昆德拉的一些舊事。2008年，西方傳出了消息，1951年昆德拉曾經做過捷克共產黨的卧底，曾是一個堅定的斯大林主義信奉者。他後來作品中的那種逢場作戲的「圈內共舞人」（circledancer）形象，在朱特看來，是一種比那些平凡的共產主義信奉者都更加危險的迎合者或內奸：為了更高的真理，他們可以犧牲他人的自主和自由。所以在捷克本土，人們對於昆德拉在西方的名氣憤恨不平。昆德拉以波希米亞人的視野所描述的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輕，恰恰扭曲和掩蓋了現實政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他那種輕鬆的筆調和世界主義的外表也不過是為了投合西方人（尤其是巴黎人）的審美趣味而已。
在某種意義上，上世紀中葉中國知識人對共產主義祖國的熱愛也是一種單相思。比如《一滴淚》的作者1951年7月毅然放棄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回北大任教。臨行之前，作者問送行的同學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答：「我不願意讓人洗腦子」。而作者因為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竟不覺洗腦有什麼可怕。作者模仿羅馬獨裁者凱撒的名言，在《一滴淚》中講敘了他在新中國「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的受難故事。不要說用獨裁者的話來形容一個獨裁統治的受害者的受難經歷，本身已經是一種諷刺；而且作者壓根沒有想到盧梭式《懺悔錄》的先例，當然也更加不可能從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靈魂拷問中受到啟發。所以余英時先生在《一滴淚》的2006年版序言中委婉地說道，希望作者的下一部著作會對自己在紅色磨難中的「心路歷程」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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