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代北京搖滾樂迷的耳朵記憶中，有兩個很Niche又令人激動的名字——誘導社樂隊和豪運酒吧老闆濤哥。誘導社曾經解散，豪運經歷兩次拆遷，都留下美麗傳說。多年後，在中國音樂產業越發冠冕堂皇時，誘導社仍以自己的方式，換張外皮，重新上路；而豪運，正等待重開的一天。
文：盧燕珊（北京）
攝影及圖片提供：雷霖、薛為、彭小熊、李非寧、盧燕珊
誘導社——髒裏的純粹
7月，誘導社剛在中國拐了一圈，挾八十後樂評人王碩的「追溯最後朋克年代」之名，21日巡演14個城市。然而上月首發的新專輯《逆行的王國》，跟97年成立後的首盒卡式帶《214天和三個嘔吐少年》及後來《性感的叛國青年》、《美好時代》一樣地下，歌詞沒法正式印刷在CD盒內。誘導社大腦、作曲作詞兼主唱雷霖，滿口北京腔告訴我新碟緣起，「我在微博看到甚麼說，整個世界公路上，逆行的國家沒幾個。冷戰時期，共產主義陣營，還有幾個亡不了。現在中國必須穿紅皮，不穿的話，就等於自己罵自己。」那個曾經嘔吐少年，今日上台仍梳起標誌性雞冠頭，貌似一副狠姿態，但台下33歲的他，每天觀察這塊神奇土地發生的事情，保持腦袋清醒心境寬容。「我不想歌詞只為髒而髒，我想表達甚麼就甚麼，希望在這個髒裏頭，保持純粹，愛怎樣就怎樣，北京話就是『混不吝』（註1）。」
從2002年樂隊解散到前年重組前，他一直在思考：如果要繼續做音樂，我怎麼辦？在誘導社「鐵托」（註2）等待樂隊復出的三千天之間，雷霖嘗試過不同存活方式，比如為電視節目《小神龍俱樂部》和泡芙店寫兒童歌，亦拒絕過大國文化以十多萬收購《阿姆斯特丹》的版權，「那個不靠譜，合同特厚，沒看明白。我想，算了，我只想把所有複雜事情變得簡單。」《阿姆斯特丹》算是誘導社最甜美最流行的歌，其實是左小祖咒去阿姆斯特丹演出，叫雷霖一塊去，沒去的他後悔了，在家構想別人「沒有槍」的國度。
不過最觸動八十後鐵托，還是五年前雷霖賣「搖滾烤串」。今日已當上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助理館長的尤洋回憶：「一個處於隱退狀態、躍躍欲動的前搖滾明星，在北京當時最著名的LiveHouseMAO隔壁悄悄的觀望着地下音樂圈，這情景多麼有詩意。隨後我帶了很多音樂和藝術圈的朋友光顧，一起喝酒聊天。沒多久，在我、王碩、健崔和其他朋友的攛掇下，就真的復出了。」07年雷霖出山，組成「五脊六獸」樂隊，只是過渡，2010年誘導社重生，就在MAO首發新碟《美好時代》。演出中途，台下有人大喊：「兒子，牛逼！」他就是豪運酒吧老闆，人稱濤哥的王運濤。
王運濤——豪運兩代事
「這個事，大家已傳開了。上月我爸來看《逆行的王國》演出，我說，你別喝多。」濤哥兒子兼誘導社結他手大彭（王彭）說。那晚，「壞蛋調頻」人氣主持王碩請濤哥上台，讓只懂「草莓音樂節」、「星光現場」的年輕樂迷，重新認識「中國原創搖滾基地」的歷史。「豪運往事得以曝光，全賴《TimeOut》欄目「我愛北京人」請來早年跟崔健和何勇合作的製作人王迪，口述搖滾史：「我常常對那些樂隊說，你們這幫王八蛋當年誰沒在濤哥那兒演過？窮的時候誰沒跟濤哥借過錢？你們以為當年的搖滾樂真的賺錢嗎？還不都靠小姐養着。」96年的舊豪運和後來的新豪運早已消失，採訪那天，出租車司機問了好幾個路人，才找到五環附近的豪運碼頭餐廳。
「那時樂隊演出，看的觀眾少，我就請卡拉OK的小姐過來撐場，都是外地來的姑娘，沒見過搖滾樂。用卡拉OK賺的錢幫補搖滾，『靠小姐養』，就是這個意思。」濤哥說，最初開俱樂部，有桑拿、枱球、遊戲機和錄像廳，後來遊戲機管得嚴，生意不好，就改卡拉OK。當時電台主持張有待給濤哥介紹汪峰，他給汪峰搞個樂隊，請他們來演出。汪峰和何勇在大學巡演，沒出場費，他就贊助兩千元。豪運逢周末搞通宵Party，二十多隊樂隊，就像個風格大雜棚。當年謝天笑連飯也吃不上，就天天來玩。今日仍與濤哥往來的，就幾個，包括崔健。「現在的孩子，都是專業學校畢業，家裏有錢，買好多設備。以前哪有上過學，就自己喜歡，琴都玩得不好，搖滾就是這樣開始。」
誘導社在豪運演過一次，大彭只記得門口貼的雷霖雞冠頭海報，像羅馬戰士；後來加入五脊六獸，算是緣份。「雷霖是個特別有故事的人，血脈裏流着真正RockN'Roll精神，寫歌詞，挺牛逼，他說自己是傳教的。他應該早就出名，沒出名，肯定有原因，我覺得是好事。雷霖賣烤串，為了生活，我也要上班，做建築。最重要是知道自己幹甚麼，找到人生的發洩口。」
誘導社歷年CD
《214天和三個嘔吐少年》（1997）
朋克毛澤東
作為真心搖滾推手，濤哥厚道樂觀。「我感覺，搖滾樂就是變化太快，也越來越專業。像謝天笑、痛仰，現在都是大腕。」他現在的夢想是，先打關係，拿到拆遷賠償，馬上開豪運3號。「我一定做更專業的搖滾樂現場。」大彭說起08年某個深夜，被上百保安武警包圍，根本沒任何抗爭，新豪運就被強迫拆毀了。雷霖的《新疆村》寫的是另一塊被拆掉的北京。小時候每天騎車經過那條在海淀區的街，全是新疆飯館，大廳電視播放着港台槍戰片錄像帶。那裏龍蛇混雜，玩搖滾，玩摩托，犯毒的，離首都體育館特別近。「記得92年去首體看黑豹和1989樂隊那天，我剛從派出所出來，犯了事。那時很多事都是我一個人扛，我從小就知道一個道理，要說謊的話，最好不要兩個人說。」朋友媽在首體收票，一夥小子沒買過票。93年看崔健，印象特深，因為警察非常多。最後搖滾明星給青年留下的「耳朵記憶」，只剩三層高大喇叭的吵鬧。
今日首體還在，新疆村或一切看似骯髒的，如果沒被消失就被遮掩掉。「我覺得，現在北京就死。我看過一本書叫《城記》，關於梁思成先生，看完有想哭的感覺。在中國，別說你是朋克，毛澤東就是最大的朋克。性手槍當年可能覺得搖滾樂太華麗，所以把音樂變得特粗糙，重建新東西。毛澤東也追隨這道理，說「這些都不行」，八國聯軍來沒拆，日本人來也沒拆，最後由毛澤東來拆。古城算個屁，他建立的就是鑲了金標的國家。
城市情意結
上月誘導社去西安演出，飯館上寫着：「狗可以進，日本人不能進。」雷霖說，這個國家很變態很可怕。文革後再沒信仰，大家只看現實TMD手段，官員到某個位置必須貪污，人民只能去微博發嚕囌。整個社會，從外表看冠冕堂皇，裏頭早腸穿肚爛。他相信如果某一天，中國真的要爆發，出現變革的話，肯定比其他國家都棒，會有特別狠的東西出現。「我喜歡自己的祖國，但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探討這些事情。我現在的想法特單純，誰都不願意表達，那我來表達。不管唱片賣多少，只要有人聽懂，我就沒白寫。然後讓這種想法流傳，這就是我想幹的，基本上是不可能事業。人能年輕多久？所以就多做年輕該幹的事。」
這是為甚麼雷霖復出，各方朋友主動仗義相助，踏上光明路的八十後又力推誘導社淘寶店，因為大家都把夢想寄託在這「混不吝」樂隊身上。做生意的朋友，突然有天跟雷霖說：「我靠，你丫（註3）太好了，這麼多年還保持樂隊那種自我。」釋放壓抑的自由夢想外，其實還有北京人對這城市某年代的情意結。從《214天》開始就為誘導社作插畫和設計的薛為說：「那時的地下氣味特別濃，玩搖滾有種幸福感。」現在大家都被時代牽着走，再也沒法回到Lo-Fi日子，就如誘導社的《美好時代》與《逆行的王國》，可能披件更流行外衣，但歌詞核心沒變。王碩說：「他的歌詞，在尖銳的同時沒丟掉浪漫色彩。《73》、《新疆村》、《城市之光》唱出了我們生活在北京最直接感觸，這座城市已變得和我們想像不一樣。這個時代還是需要這樣的聲音，小清新再多，還是要有大混濁。」
兩個豪運的拆遷，恍似北京搖滾隱喻？尤洋說：「搖滾音樂，從誕生起就主動或被動的等着被拆，這是宿命，我們去觀看記錄就好了。」在這逆行公路上，雷霖以TMD文字記載大混濁景象，卻吟唱着憂傷。
註1：北京方言，意為「啥都不在乎」。
註2：鐵托（Titoism），以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領導人JosipBrozTito命名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想體系，其特徵是對外實行不結盟政策，對內實行工人自主管理。
註3：北京土語，原句「丫環養的」，就是私生子的意思，罵人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