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本欄提起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女詩人關露及她坎坷的一生。想當年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張愛玲豈不也因有胡蘭成這樣的愛人而惹人非議嗎？也同樣的影響了她以後的人生。
張愛玲碰到的是一個漢奸文人花心漢，談情說愛，千里投奔卻失意而歸，後來她並沒有捲入政治的漩渦，赴美之後雖然不如意但到底還是自己的選擇。而關露在被委派做反間特務之前已早被警告，無論如何不能暴露身份，她因為服從黨，有口難言，也沒有人替她言，甚至她的愛人──周恩來的機要秘書也服從黨的指示違背了「你照顧我一時，我照顧你一生」的諾言，棄她而去。
關露自殺時，只在裝有愛人照片的信封上寫下「世間情人我獨痴」這句話，抱恨而終。別說愛情，在黨性勝過人性的那個年代她愛上了那種人，豈不是一種錯愛，與張愛玲的遭遇一樣，所不同的是一個只錯愛了人，而一個錯愛了她的黨更錯愛了人，大夢醒覺之時也就是生命完結之時。
政治是碰不得的，尤其是某些人更是碰不得，有情有義的忠黨愛國之士，隨時準備犧牲，卻不知身在險境時，其實是叫天不應呼地不靈，為了自保的同志們一個個與她劃清界線，而她的身份得不到任何證明，白受寃屈坐黑牢。
她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飽受摧殘，到出獄後的後遺症是後半生的頑疾病痛，這個女人也太苦命了，即使死後能入共產黨重要人物才有資格進的墓園八寶山，但這死後哀榮又豈能彌補她這一生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