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音是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的，這一點我深有體會。
張允和（1909－2002）先生與我同是徽人。新千年前後我倆過從甚密，皆因書稿緣。電話多，信也多。那時我因公進京，兩隻肩膀扛着一張嘴，到她府上蹭飯也不臉紅。用允和先生的話說，「一筆寫不出兩個張」。某年冬天的一個早晨，電話鈴聲驟響，我趕忙抓起聽筒，那端傳來熟悉、親切的聲音：「張昌華，我年紀大了，醒得早，睡不着，就給你打電話，吵着你了吧？」輕聲慢語。「沒有，沒有。」其實我還躺在被窩裏呢。原來她是囑我代她買幾本《多情人不老》（與周有光合著，我責編）寄給幾位親友。書寄出後，我向她寫信彙報並開玩笑說，事情辦得不好的話，你老可以打我屁股。覆信那天大概她興致高，特地用毛筆，寫道：「你是張家的好孩子，奶奶捨不得打你。」多溫暖，做張家的孩子真幸福。
允和先生歸道山後，緣為「和平將軍」張治中寫篇小傳，結識其長女張素我（1915－2011）先生，那時她老已九十一歲了。又是一位同姓加同鄉。三句安徽土話一說，我倆便熱絡了。我們共同相熟的朋友多：吳祖光、呂恩、苗子、郁風、周而復和楊靜遠等，話題廣泛又深入。因此與她的通話、通信比與允和先生還多。她老對我是每信必覆，且她主動時多。若一段時日收不到我的信，她一準來電話問長問短。有時她住院，不能提筆，便叫兒子周元亞或外孫女代筆，簽名必自署。每信必問候內子，祝語是「儷安」；用自製的榮寶齋箋譜書寫，一派古風。還為我書多幅張治中家訓「咬口生薑喝口醋」送友人。
她老慈藹、寬容，我寫〈和平將軍張治中〉一文中，有寫她母親一細節，她不滿意，認為有損她母親形象；而我覺得那是史實，且無貶義，在發表時我保留了，並向她作了解釋，她老寬容地說「也是」。之後的一封信，她忽然稱我為「昌華作家弟」，我甚惶恐，說她老比我母親還大八歲。她堅持，決意要收我做她的小弟弟，再以後的來信中直呼為「弟」。我們的通信直至她仙逝。她走得太突然，以至還有一封在途中。
我寫信稱張素我為「大姐」的事，不知怎麼被呂恩先生知道了。對呂恩我一直稱她為先生。呂恩有點不大高興，旋來信說：「你對我太生分了，你稱素我為大姐，為甚麼要叫我先生？其實我與素我不能比，她的背景，她的學問，她的地位，比我高一大節（截），稱我大姐，我還汗顏。以後請你不必稱我先生，我們是平等的。我以老賣老，就叫我聲大姐吧！」（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筆者函）呂恩這番話，令我動容。此後，我就又多了一位老大姐，她比我母親還大三歲。呂恩大姐對我這個編外小老弟十分關愛。去年，我的一個學影視專業的外甥從南藝畢業，一時找不到對口的工作。我曾聽說呂恩的兒子胡其鳴從事電影事業，我給大姐發了封求助的電子函。大姐立馬與她時在海外的兒子聯繫，二十四小時不到，把我外甥的工作搞定。我暗自發笑，「大姐」可不是好叫的。
再說黃宗英先生，我與她相識近二十年了。本是編者與作者關係，全靠書稿維繫往來。新千年後，她病了，我也退休了，關係漸疏漸遠。二○一○年，我受原供職的出版社委託，向她組稿，始又恢復音問。宗英最初稱我為「先生」，漸改為「小友」，繼而忽呼我為「賢弟」。去歲末，她應祖籍浙江里安黃氏宗祠之約，寫一篇口述自傳《命運斷想》。她把手稿呈黃氏宗祠，只複印留一副本。她毅然將這一副本寄給我，附信云她視此文為「絕筆」，讓我做她的第一位讀者。厚愛如此之重，讓我動情。此稿是她在醫院，用硬殼本墊在雙膝上一筆一劃寫就，手邊乏參考資料，又因年事太高，許多人名、地名、時間難以認定。我憑手邊資料就便為其做點小考證，又讓內子將其手稿錄入、列印。文稿在滬寧間往返了三個來回，殺青。宗英慨然授權於我，代覓合適的報刊發表，還在一本贈我的大著上署「謝我知音」。這樣我又多了位「大姐」。她與我老媽同齡。
此前，王映霞女士、梅志先生，在贈我的紀念冊頁上題字也稱我為「弟」，那純是舊文人交往中的一種禮貌或客套，而素我、呂恩、宗英三位大姐稱我為「弟」，我自覺榮幸、舒坦。我堂而皇之地稱她們為「大姐」，雖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但不覺得太難為情。
我真幸福，我有三位比我老媽還大的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