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連」是文革中的特有現象。就是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在文革初期，離開自己的學校，在全國範圍內到處流動的現象。最早的串連是北京學校校際交往，後來，越來越多的外地學生到北京串連，接着，北京學生到外地去串連，把北京的革命火種傳播到外地，不是學生的人也四處串連，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處遊逛、看熱鬧。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衞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見了紅衞兵，人數有五十萬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達了有關大串連的文件，自發性的大串連得到了正式肯定。學部不是學校，學部的人認為自己不是學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發出結束串連的通告，到這時還沒有人離開北京到外地串連。
從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學部貼出大字報開始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個月，除了一位副主任潘梓年外，學部黨委書記關山復和學部其他領導人，都被作為走資派打倒了。學部的領導權落到了第一張大字報作者林聿時、吳傳啟手裏。八月下旬，學部就分裂為兩大派，掌握學部領導權的多數派是林聿時、吳傳啟和紅衞兵聯隊，學部大多數研究所的文革小組都站在紅衞兵聯隊一邊。少數派是紅衞兵總隊，只有法學所和學部政治部的文革小組在紅衞兵總隊一邊。我屬於少數派。在學部大院的空地上，蓋了一個專門用來開會的大席棚，在八月二十六日幾百人參加的辯論會上，我在作批判吳傳啟發言時，哲學所辯證唯物主義組的一位研究人員突然衝上主席台，揪住我頭髮把我拉下了主席台，會議就此中斷。這事就引發了兩大派激烈爭吵。
學部分裂為兩大派最大的好處，是給少數派和逍遙派帶來了空前的自由。
在一派獨攬大權時，每一個人都要服從文革小組的領導，要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抄寫、張貼大字報，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滙報，學《毛選》。
我常常被分配做會議記錄，我很不願意做，但也要服從。我也是哲學所反對林聿時、吳傳啟的八人之一，我們成立了一個紅旗戰鬥小組。當學部分裂為兩大派後，我們自然就不會參加哲學所文革小組安排的一切活動。紅旗戰鬥小組有一個辦公室，我們八個人（後來增加到十多個人）總是關着門在上班時聊天，沒有學《毛選》、早請示、晚滙報一套，而且隨時可以逛大街、回宿舍。
我從科技大學學來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看到當時變動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當時發生了甚麼。我並不關心學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學部分裂為兩大派出現的自由，幾乎每天上街，到處搜集各種街頭印刷品，包括傳單、小報、油印資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見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滌西〈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伊林．滌西引用了斯大林《論反對派》一書中許多托洛茨基的話，說林彪的許多言論與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覺得，可以從歷史現象來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單新華書店買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沒有買到。後來，在科技大學時常去的公主墳新華書店買到了這本書。我在大學時代是不會去讀斯大林著作的，也不關心甚麼歷史。在這時，我認真地把《論反對派》一書中托洛茨基許多極左言論摘抄在卡片上，鎖在紅旗戰鬥小組辦公室書桌中。當文學所的陳全榮、張大明記載有懷疑中央文革關鋒、戚本禹的日記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時，哲學所就查抄了我們紅旗戰鬥小組辦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擔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極左的語錄一旦被人發現，就會成為反革命罪證。因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話，完全可以被認為是影射林彪。在哲學所同事的幫助下，終於要回了我的書桌。在文革中，從此就不再記任何筆記。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們一派因被指控為「反對中央文革」而被摧垮。這時我想到獨自一人到廣州串連。當時，乘火車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訴我，在北京站有學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們一派的人外逃。一月十一日傍晚，沒有人可以告別，我從建國門外宿舍沿鐵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發現到車站附近就無法再沿鐵路行走，有鐵絲網和圍牆隔開。在一處，圍牆外地面墊得很高，許多人在翻越圍牆，輕易就可以進入站內。我當機立斷，跟着幾個素不相識的人，進入了火車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冒險行動。
在火車上，每節車廂超員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滿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廁所只能從人的肩膀上踩踏而過，上下火車只能穿過車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當我來到廣州時，才發現自己舉目無親，好容易找到廣東哲學研究所住了下來。因為沒有床，只能睡在鋪有草墊的水泥地上。
當我睡着時，有人叫醒了我。原來是我在北京哲學所同一研究組的同事陳一陞，他與我屬於敵對派系。陳一陞正在廣州籌建「首都批判陶鑄委員會駐廣東聯絡站」，因為是同事，他對我很客氣，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審查，不能在廣州停留。
我在廣州只到越秀公園看了看，就在街道上東逛西逛，搜集傳單、小報和各種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車。臨到長沙，我突然決定下車。隨便找到湖南省機械局大串連接待處住了下來。我沒有地圖，對長沙也沒有概念，沿街步行，四處流浪。當我在公園裏休息時，我拿出錢包數錢。回到湖南省機械局，發現錢包、工作證、糧票全都沒有了。我向湖南省機械局接待處，講明情況，借了錢和糧票，留下了借條，回到了北京。我聽說，很多人在大串連接待處不登記真實姓名，但我用的是真名實姓。
到北京當天晚上，我被人從建國門外宿舍叫到哲學所辦公室。到辦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燈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問題。在前排的是我原來同一派的幾個同事，我記得有打字員楊少春，她對我做怪臉。我就講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圍牆、在廣州遇見陳一陞、在長沙借錢的經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機季連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筆把我的臉全部塗黑。我一點也沒有生氣，不過停止了狂笑。當時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場幻覺，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標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對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責怪過季連亭。我毫不計較的做法，使季連亭對我特別友好。多年前，聽說他已去世，這是我第一次把他的名字寫下來，也算是紀念。
我到過廣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連。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後，到廣州開會，參加了廣州市長朱森林的歡迎宴會，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會廳的地毯比我見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搖晃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經廣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連也是逃亡，時間不過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歷時二十三年，至今沒有結束。